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日战争正式结束。与清朝惨败的日清战争不同，中日战争，尽管可以说赢，但却只是惨胜；而且是因为同盟国特别是美国人的卷入才使日本战败投降。倘若没有美国，和族对于汉人来说，就可能是第二个满洲或蒙古。每次念及这个假设，都会毛骨悚然。在貌似的自豪和骄傲面前，更加滋生出油然的恐怖。

    军国主义来推动近代化的日本模式，在1945年9月2日日本军阀被迫于东京湾外的密苏里号好签署令大和民族无地自容的投降协议后，走到了尽头。但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军国主义模式带动现代化是错误的。二者并没有必然关联。直到今天，我们不应否认军国主义对日本的近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这是事实。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可能逃避欧美的颠覆；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难以走出幕府控制下的散沙一盘；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会打败清朝，用中华的血泪赔款大副提高倭人的国民素质，就不能吞下台湾和朝鲜，膨胀小日本目中无人的民族自负。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军国主义，日本人就不可能将忧患意识和武士道精神谱写成强大的现实力量。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的设计和实施下，日本革除了有形的军国主义，但军国主义的精魂已经被扬弃到日本的国民性中，并成为铸就日本经济奇迹的必要铺垫。

    撇去时代等因素和有关偏见，日本军国主义与蒙古人的扩张其实可以相提并论。很多人对此不愿提及，那有着太多的隐忧，会刺激我们民族心底的深痛。今天，我们对二者的军事侵扰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审视，原因一是因为蒙古席卷全球的年代已经久远，朴素的民众记忆已尘封。二是日本人很快就失败了并受到了末日审判，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没有。由此，在我们形式上的成功背后，日本人的征服没能深入人心，民族集体的痛苦意识深刻，仇恨情绪清晰。蒙古人的征服持久而深远，消灭了我们任何政府或朝廷形式的抵抗，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建立了让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貌似正统的可实际上却并没有汉化的元朝。加上其后满清的再次征服，蒙元作为华夏朝廷的合法性以诈传诈更进一层。于是，我们在对日本人咬牙切齿的同时，对蒙古人却格外的认同。这形成了激烈的反差。我们不愿承认标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哲学，但骨子里却拜服如此。这同样体现在葛尔丹和玄烨的争夺中。在对待这场蒙古准葛尔人建州女真满洲人的利欲熏心的角斗中，我们仍然把我视角和同情放在爱新觉罗家。这只是因为满清是一个朝代，它胜利了，而准葛尔人只是一个草原流寇，来不及建立统治汉人的朝廷之前就失败了。

    从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跳下崖山后，奴性就再不可避免地永远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现实的强权成为我们说话和思考的指针，而不是先验的公正原则。所以，对六千万被蒙元屠杀的汉人，以及汉人在蒙元政权时期的悲惨遭遇，我们的史书或轻描淡写，或以“民族融合”化之，这种整体民族性趋向下贱是非常可怕的。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

    蒙元灭亡南宋，那是无法阻挡的宿命。让蒙古人从野蛮状态崛起并席卷欧亚大陆，那是上苍的天谴。伟大的文明在面对野蛮的暴力冲击总是脆弱异常，这被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化昌盛的南宋面对鸿蒙未开的蒙元覆亡于是注定无法避免。

    宋是中国史上时期较长的王朝中军事上最脆弱的，但即便如此，文明柔弱的宋代军民还是击毙了让欧人恐慌万分称之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当文天祥在狱中看到宋末的幼帝劝降时，悲壮的同时，我们只的哀叹文明的末路。只要汉奸们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坚贞不屈只是个僵死的牌坊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和生命力。汉文化第一次完全覆没于蛮夷的水面之下，窒息的不只是汉人的自由更有华夏的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