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还要从源头说起。自从1931年的9月18日，9月18日夜，日本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统帅，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张少帅，一方面在蒋委员长的不抵抗的电令下，一方面也是不想消耗自己的实力，从北平下令东北军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犯不得予以抵抗，沈阳一夜间失守。此后，十几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陆续从东北撤入山海关内，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坚持抵抗，不肯投降。1933年1月的榆关抗战，仅仅三天，山海关失守，东北军守军几乎全军覆没。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东北军系统的热河省政府主席，55军军长汤玉麟几乎不战而溃，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为了承担责任，同时也是躲避国人给他的不抵抗将军的名头，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并表示自己是“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回国以后的张学良张少帅，一举从对日妥协派转变成为对日主战派。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所统帅的20余万东北军部队并不放心，尽管东北军数年以来为他东征西讨，死伤无数，可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嫡系，用起来不放心，所以，蒋委员长还是要想办法削弱东北军。于是，1935年的下半年，除了53军万福麟的部队以外，东北军部队全部调往陕西，奉命参加剿共。

    虽然，东北军部队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央军内的精锐以外，没有比得上的，但是，犹如浮萍一般失去了自己的根的东北军官兵，对于剿共实在没有多少热情。相反的，随着离开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越来越长，东北军自上而下，大多数人都厌倦了这种如同流浪的生活，时刻思念自己的家乡，在日本关东军铁蹄下的父老乡亲。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也不断上书张学良，要求他向中央请战，带领自己的子弟兵打回老家去，不再继续流浪。加上蒋委员长在东北军撤退入关以后，不断的从各方面限制削弱东北军，给予各种不公平待遇，东北军官兵和几十万家属生活艰难，越发加重了东北军官兵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和愤怒。东北军部队剿共战事不利，先后损失了三个完整的师，蒋委员长不但不给予补充，还撤消了这三个师的番号，这使得一向服从紧跟蒋介石的张学良，也对自己的把兄产生了不满。

    就在张学良对自己和东北军的前途未来感到彷徨的时候，通过释放的东北军团长，张学良贴身侍卫出身的高福源，向他传达了合作抗战的意愿。经过3月在洛川和李克农的商谈，4月在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6月15日，张学良在西安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向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宣传东北军复土返乡c团结抗日思想。6月22日，张学良公开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演说，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8月29日，闻讯国民党特务逮捕东大学生代表，张学良派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9月23日，张学良回电蒋介石，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与此同时，同样对剿共前途感到怀疑失望的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在发现张学良的意图以后，两人迅速达成共识，要力劝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集中力量，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避免亡国命运。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10月29日，张学良飞到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这些举动使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政治态度很可疑，让他们继续在西北剿共，不但收不到实效，还有被赤化的危险。于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