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标榜风节，不畏强御，臧否朝政，指斥当权者而深负清望的士大夫。

    可以说似乎每一个朝代走入衰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发的集合起来，欲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扮演的是怎样的政治角色，也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上推进历史进程，总是有能够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儒出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所在，这句话并非虚言，然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野心家、权宦甚至是起义军首领都明白的，无论想要做成什么事情，都必然演变成，阻止其他人做其他事的强制行动。

    清流人的内部总是划分成，开通务实、勇于担当的一代名臣和不切实际的慷慨之徒，当然也是有投机取巧的机会分子的。而结局每次都是大规模的屠杀和冤狱。

    但是问题来了，对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士人来说，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以及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都是属于自我主动能够达成的目标。

    然而，这两条不过是表现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所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如果仅仅是用很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还不至于祸国，糟糕的是一边用高标准要求他人，一边沽名钓誉。

    其实我认为道德标准这东西，定得太高反而无益，就像子贡赎人不取酬反而被孔子责备，认为阻人向善之路。脱离现实的标准只会让大多数人达不到甚至放弃，而这样一来，就能显得“清流”之人高出众人之上了。他们举着这套标准去死谏皇帝，去弹劾同僚，同时又呼朋结党，自我标榜，造成很坏的影响，完全是和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这个终极目标背道而驰。

    一般的说法叫舍本逐末，更有甚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确，表面上看起来，你的确是在驾车的，实际上来说，你特么驾着车朝反方向前进，还美其名曰驾车非常努力，甚至可以为了努力驾车而舍弃生命。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你努力了半天其实就是把整个国家往火坑里推而已。

    前面说的那批清流还算靠谱，三君那群人下野跑去颍川弄了个学堂，差点就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要不是曹老板自己懵逼了，急着要做什么魏王，顺便还坑死了荀彧，最终如何还不一定呢。

    但是越是到了汉末最终阶段，可以说是社会越来越浮夸，清流也越来越不靠谱。

    就说最耳熟能详的清流代表‘孔融让梨’吧。

    《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介绍了孔融出名的3件事情:一，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门第高，是文化大族;二，孔融幼有奇才，“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而孔融偏偏要去“欲观其人”，他就对门人说是李膺的“通家”，并且一语惊人，被名士李膺评价为“高明必为伟器”;第三，他是个大孝子，救了张俭被官员察觉，与哥哥、母亲争着承担死刑，赢得了清名。这3件事后，孔融就出名了。

    孔融是清流派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始终要保持自己的清名，不愿与浊流派为伍。他认为黄巾军起义，主要是没有做好教育工作，于是就“修复城邑，崇学校，设庠序，举贤才，显儒士”，但在那个天下分崩离析的年代，他的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滞后。为了保持清名，孔融在领兵打仗时就显得过分拘谨，往往不能标新立异、打破常规，所以不能取得胜利。

    时袁绍、曹操势力逐渐强大，而孔融知道二人终究是要篡夺汉室的，所以不愿意投靠他们。其幕僚左承祖劝孔融要结纳袁绍或者曹操，孔融怒而及其杀害。孔融自负于才气秉性，立志平定国家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