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税收只是在三地执行，被征收的对象也都乖乖的掏了钱，可是这种征收的办法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甚至在富贵集团的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征收如此奇怪的税种。

    对此李富贵的解释是：“国难当头，大族和大户本来就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现在让他们多交一些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那为什么娶小老婆都要交捐？”

    “国难当头，有钱人自然应当多出些力气，我本来是打算征奢侈税的，不过现在奢侈品的界定还有待研究，所以就先从小老婆征起，娶小老婆无疑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

    “可是人家养了个女儿缠足也要征税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你难道没有看出这个社会是有福利的吗？什么是福利？比如说发了大水国家拿出粮食来赈灾就是福利。可是现在国难当头，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力量来赈济遭了灾的老百姓，还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看那些大足的妇女，平时像男子一样从事劳动，也像男子一样缴纳税赋，享受社会福利是理所应当，可是缠足的女子无力生产，平时由他父亲c丈夫养着我也不去管她，可是她如果也在危急时刻享受社会福利这就说不过去了，要是国富民强这点福利原本也算不得什么，可是现在国家也很困难，所以只好先从她们身上收一点，以后有什么事再用在她们身上，否则就只好规定遭灾的时候，缠足的妇女不受救济。”

    李富贵的这番歪理把那些质疑的人唬的一愣一愣的，本来他的嘴巴就大，现在既然讲出了一套为国为民的大道理别人倒也不好辩驳。

    赵婉儿的欧洲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远远超过了李富贵的期望，作为欧洲的第一站他们直奔意大利，由于在那不勒斯起义后意大利的形势非常复杂所以一行人取消了原定从那不勒斯上岸的计划，船队就直接停泊在罗马附近的海面上，赵婉儿在这里接见了索岚，现在的索岚是红衫军的一员。

    自从索岚接受李富贵的资助重新回到欧洲以后，他很快就来到了革命导师的身边，在这个时代马克思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人物，另外革命导师也对这个来自远方的小伙子很感兴趣，索岚的一些观点也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很有天赋，但是还缺少知识的沉淀。

    可是马克思那种埋头在图书馆研究资料，每个细节都必须精心求证的学究风格并不适合索岚，他很快就开始渴望投入那奔腾不息的革命洪流当中去，所以当索昭也来到欧洲之后索岚就把这个位子让给了他的堂兄，自己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而索昭对于这种生活倒是非常满意，完全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求证当中。

    在这两年里索岚很快就在欧洲的那些激进分子中建立了自己的名气，毕竟在那些人当中东方人比黑人还要罕见，想要让人不注意他都很难，更何况是一个擅长写作的东方人。李富贵现在已经解决了创作的瓶颈，在最初他把自己非常熟悉的几部作品拿出来引起了很大轰动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好作品出现，这当然是因为剩下的小说也好c散文也好c诗歌也好他或者只记得一个框架，或者只有一线零散的片断，再加上公务繁忙，这样当然拿不出好东西。可是现在李富贵已经建立起一座文学工厂，李富贵负责提供灵感，一批文学青年加以充实润色，最后翻译成数种语言，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小说，品种五花八门，只要内容是中国目前需要的就会被生产出来，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琼瑶的《六个梦》，如果李富贵再这样大肆剽窃下去未来一个多世纪的作家们很可能面临无题材可写的窘境，当然李富贵不会把这些充满矛盾观点的作品以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其中革命题材的小说就是交给索岚发表，那热情洋溢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时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丑陋本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