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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着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持着原状。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带着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止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着我,稳稳的、笃定的加了一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着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止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你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至于第二条路,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我和庆筠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着我姓陈,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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