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的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的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第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着我，访问前，就一直给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天！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着他的儿子，想着小庆，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我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只是淡淡的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

    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入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