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多马·达干堂区之恋

    在法国，人称之为圣日耳曼区的，既不是一个行政区，也不是一个教派，也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可以明确表示的一件事情。散发着圣日耳曼区气息的大公馆，在王政广场、圣奥诺雷区、昂丹大道也有。所以，已经出现了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圣日耳曼区。有些人出生在与其影响相距甚远的地方，却可以感受到其影响，并且喜欢这个上流社会；也有的人在这里出生，却可能永远被放逐在外。

    举止，言谈，一言以蔽之，圣日耳曼区的风习，四十年来之于巴黎，正如往日宫廷之于巴黎，圣保罗大厦之于十四世纪，卢浮宫之于十五世纪，王宫、朗布依埃公馆、王家广场之于十六世纪，再稍后，凡尔赛宫之于十七、十八世纪一般。每一历史阶段，上层阶级和贵族的巴黎都有其中心，大众的巴黎亦然。这每一阶段的特点，都向希望观察或描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广泛的思考材料。如果万一对有关各方和年轻一代来说，经验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那么，到这里面去探索原因，就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证明这段艳史的性质，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将来来说，要比对现在更加意义深远。

    贵族老爷和总是笨拙地仿效贵族老爷的豪富人家，无论何朝何代，总是使其宅邸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于泽斯公爵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馆，在自家门前为蒙马特尔大街开了一口泉水。除了他的美德之外，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众的尊敬，以致他去世时全区大批群众为他送葬。那时巴黎的这一角落还相当荒凉。然而随着巴黎旧城墙的拆毁，大马路那一边的沼泽地盖满了房屋，于泽斯家族便离开了这所华丽的公馆，如今是一位银行家居住着了。后来，贵族自以为居于店铺包围之中有损身分，也放弃了王家广场和巴黎中心附近，跨过塞纳河，以便在圣日耳曼区自由地呼吸。那时在圣日耳曼区，以路易十四为他所承认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宠儿，杜·梅纳公爵修建的公馆为中心，一些高楼大厦已经耸立起来。

    对那些惯于在富丽堂皇中生活的人来说，难道果真有什么比拥挤嘈杂、泥泞难行、大呼小叫、臭气冲天、街道狭窄、万头攒动更令人厌恶的么？商业区或手工作坊区的习惯，难道不总是与大人物的习惯相悸么？经商的人和劳动的人就寝时，贵族还刚想进晚餐呢；待他们高声活动的时候，贵族又休息了。这两种人的打算永远碰不到一处：前者算计收入，后者算计支出。因此，风俗习惯截然不同。这一评论毫无轻蔑之意。

    贵族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思想，正如资产者和无产者代表着社会的体制和行动一样。因此，这些不同的力量应该有不同的处所。从其对抗中，出现了明显的互不相容现象，这是由于他们各自活动不同而产生的，而不同的活动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些社会方面的不协调乃是一切宪章合乎逻辑的后果。以致一位随时准备对宪章发发牢骚的自由党人，例如抱怨宪章违背崇高的思想之类（实际上下层阶级的野心家们正是用崇高的思想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于德·蒙摩朗西亲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转过去的圣马丁街，对于苏格兰王室后裔、费兹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转过去的玛丽一斯图亚特大街拥有自己的公馆，大概都会觉得十分可笑的。“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维持现状也好，不维持现状也好），教皇这句美妙的话语可以作为各国大人物的座右铭。每一时代都显而易见、而且一直为民众所接受的这一事实，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个原则，一条规律。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测的人将他们挑动起来的时候，才会将良知抛在一边。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为基础，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无论在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