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其最著名的领导人是赫德）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martin）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丁韪良说，浮士绘：当时清廷之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里的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图为当年日军的宣传画：抓获携款潜逃的清军军官。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十六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这样的分析，出自一个间谍之手，也可见日本的间谍实在并非只是战术层面的，而是战略层面的。吊诡的是，大清皇室宗亲庆王奕卖力地为太后祝寿大搞形象工程时，洋员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时至今日也是大吨位的舰船，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颇具实力的国防基础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令人痛惜，发人深思。

    其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三条：一是腐朽的政治体制。面对战争，首先是领导集团必须有坚强的抵抗意志与决心，然而当时的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至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侈，官员也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艘军舰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