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的军事会议结束后，朱可夫有些歉意地对我说：“丽达，我知道自己做出的取消空中补给线的这个决定，让你们感到很失望。不过我再一次提醒你们注意，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仅仅靠我们一个方面军，是无法打败德国人的，为了达成和友军各部队的有效配合，我们做出一些牺牲，是完全有必要的。”

    其实朱可夫就算不对我说这话，我心里也想明白了，这个所谓的山寨版“空中补给线”，本来就是我模仿美军在几年后的那条空中线路，并非自己的独创，既然它已经完成了快速为两个登陆场进行补给的历史使命，取消就取消了呗。

    我还没有说话，马利宁就开口问道：“元帅同志，我想知道，我们将在什么时候，发起对德国人的进攻？”

    “目前我们的部队还在集结，火车和汽车还在一刻不停地朝着卢布林运送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朱可夫表情严肃地说：“但对我来说，这些物资还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还需要囤积两个月以上的物资，才能对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两个月以后，”马利宁默默地算了算时间，开口说道：“也就是说，我们最快要等到一月中旬，才能向敌人发起进攻？”

    “没错，我就是计划在一月中旬对敌人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朱可夫肯定地说：“根据我的计算，到时我们的部队至少囤积了能使用四十天的物资，要和敌人打一场战役是完全绰绰有余的。”

    两人在对话时，我却在想另外一件事：德军在遭到了盟军的一连串打击后，好像搞了一个什么反击战…嗯，想起来了，叫“阿登反击战”…曾经一度把盟军打得狼狈不堪，美军第106师的两个团头像，8000多美国人当了俘虏……

    “丽达！”我在努力回忆阿登反击战的具体时间时，忽然听到朱可夫在叫我，连忙应了一声：“元帅同志，请问您有什么指示？”

    “我想问问你，在白俄罗斯战役前，活跃在敌后的游击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如果不是他们扰乱德军战役后方，阻止德军向前线输送预备队，用无线电通报德军的移动情况。特别是在6月20—23日期间，他们使通往最重要地段的铁路陷于停顿，扰乱了其他铁路线的运行。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要获得白俄罗斯战役的胜利，势必会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

    “没错，元帅同志，”对于朱可夫的这种说法，我点着头回答道：“单纯依靠正面进攻，很容易让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必须有游击队在敌后协助，给敌人造成干扰，打乱他们的部署，我们才能更容易取胜。”

    “但是我们如今在波兰的领土上作战，而活跃在敌后的波兰游击队，是不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这一点在你们进入华沙旧城区的战斗就能看出来。”朱可夫虚心地向我请教道：“你有什么好办法，让德国人的后方也变得不清静吗？”

    我刚刚正在回想有关“阿登反击战”的内容，听到朱可夫的这个问题后，我立即将两者联系到一起，所以能很快回答说：“元帅同志，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有效地扰乱敌人的后方，使他们不能集中精力对付我们的进攻部队。”

    “哦，你有办法？”朱可夫听到我这么说，顿时眼前一亮，催促我说：“快点说来听听。”

    我想到的自然是德国的特种部队的领导者奥托·斯科尔兹内，他是在1943年4月因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而进入了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从事特种作战工作。同年九月，他因受命率领特战部队兵不血刃地救出了被软禁的墨索里尼，而名声大振。

    今年的十月，他再次率领特种部队，成功地劫持了打算与苏联签订停战协议的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迫使匈牙利继续留在轴心国阵营。

    而在阿登反击战开始前，斯科尔兹内亲自挑选了约2000名会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