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的审案模式与后世存在很大区别，并非原告被告两方寻上几个律师，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以法律为依据进行一番辩论。而是根据官府寻到的证据，由被告一方提出异议，设法撇清自己。因律法的精细无法与后世相比，故而县令的审判自由度很大，哪些证据可以采用，哪些不予理会，官府说了算。

    从这件案子上看，其实大多证据都做不得数，只能作为参考，不算是铁证。人证，物证都是可以炮制的，的确也都是秦风“做”出来的，能做出来的东西，即便再缜密也必然有破绽可寻。若换了平时，钱正鹏只需喊上一句“这是栽赃”，郑有为确也奈何他不得，总不能在这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大喝一声“大刑伺候”，以坐实了屈打成招吧。这个漏洞，秦风早有所料，这才不惜以自残的方式，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案的关键证人不是那些寻常百姓，而是刘捕头，以及随行的四个捕快，他们是公差，有官府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代表了官府，地方官府又代表了朝廷，而朝廷就是律法，有了这层关系，他们的证词是绝对可信的。以他们五人为核心基础，辅以其他较为含糊的人证，物证，直接便构成了让钱家无话可说的如山铁证。

    栽赃？不可能的！莫非是官府，是朝廷要栽赃你钱家不成？这个理由已经说不通了。钱正鹏虽惊慌至极，却也没傻到当堂胡说的地步，可他偏又没有任何理据为自己开脱，只得一个劲地磕头如捣蒜，不断重复着：“草民冤枉，冤枉啊，请大人明鉴。”

    事到如今，若是郑有为有心帮衬，案子依然还有回旋的余地。可惜，他已经不想继续掺和了。

    原因有三。其一，钱家借由钱正鹏的舅舅送给他的小妾水语，丢了，即便郑有为心中千般不舍，也不得不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利益不存在了，那他还有什么理由为钱家张罗？这个世上，并非人人都能秉持“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做法，更多的是“非恩即仇”的极端思想。恰巧，郑有为就是这么一个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唯利是图的小人。

    其二，他治下的吴县案子不断，且都迟迟难以破案，已对他的名望造成了极大影响，眼前也的确需要破获一个大案来重塑他的形象。瞌睡来了就送枕头，钱正鹏如此贴心，他也不好意思辜负了人家这份心意。

    其三，这案子是命案不假，可作案动机却并非想要杀人害命，而是因掳劫女人而起，这就相当重要了。前面那些人口失踪案与钱家怕是没什么关系的，这点郑有为心知肚明，可他只要在上报朝廷时，言词含糊一些，京里那些官老爷是怎么想的，那就不好说了。在这种暗示之下，一旦钱正鹏被正法，而他自此不再上报人口失踪的案子，不就变相地证明，先前的案子都是钱家犯下的，郑有为将他绳之以法，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郑有为压根不想多做纠结，很果断地结案了。

    “人犯钱正鹏，心思不正，为逞一己兽欲而掳劫单家媳，后又杀害意图救人的郭浩，至秦风重伤险些丧命，证据确凿，其所作所为罪大恶极，不容宽恕，本县依大华律，叛人犯秋决之刑！退堂！”

    案子就这么结了，倒不是郑有为不想快刀斩乱麻，立即将钱正鹏明正典刑，只是县令的权限不够，凡事涉及死刑的案子，他得上报大理寺复核，这点与后世的最高法死刑复核倒是如出一辙。

    “爹，救我，我不想死啊！”

    没有所谓的一审，二审，终审，除非案件有明显的漏洞，假公济私的成分过大，否则县令一旦判决，大理寺是必然通过的，上报只是走一个形式，以显示律法的公正及谨慎。对于钱正鹏来说，他现在面对的判决，与后世那些死刑犯临刑前面对最高法的死刑复核是完全一样的，已没有了任何侥幸心理。

    而经过了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