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随时藏着几把上膛的枪，出入有几十人的护矿队。

    也有的小煤老板，带着一百几十万现金上了矿山，就再也没有回来。

    但那些刀头舔血般的情景并不是他最深刻痛苦的回忆，因为除了同行倾轧，还要无休止地应付各个部门的官商勾连与博弈，每一处都危机四伏，步步惊心。

    不过最让他心底恐惧的，还是矿难。

    他一直记得，第一次的死亡事故，是一个很年轻的工人，跟他的关系还不错，头晚刚刚一起喝过酒，第二天就在矿井里触了电。他开车把他拉到医院，车门拉开，把尸体拉出来的一瞬，他又看到了那张年轻苍白的脸，他突然害怕了，转身就跑。

    “从此之后，我不敢再去看那些死掉的人的脸。”他掩着脸，手心颤抖，“但那张年轻苍白的脸，我一直无法忘记，许多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会突然看到那张脸，他就贴在玻璃窗外，一身惨白，仿佛来向我索魂的厉鬼。”

    后来国家收回煤炭采矿权，他卖掉手上的矿产，像许多煤老板一样，举家迁往北京，“至于为什么是北京，”老人露出一种相当奇怪的表情，“大概是因为我们觉得，天子脚下是个安全的地儿，至少你不用担心随时被绑架勒索，死得不明不白。”

    到北京后，他开始尝试过另一种生活。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新的社交，甚至有意远离同乡的圈子，但他很快就发现，北京确实有各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人，中关村的互联网精英，798的艺术青年，胡同里的大院子弟，但北京也充斥着各种最厉害的骗子，比如在新疆库尔勒戈壁上建一堆别墅，就来忽悠有钱人过去投资葡萄酒庄的房产开发商，经纪中介，甚至冒牌调酒师。

    他又一次陷入不安与迷惘，离开危险重重简单粗暴的煤炭生意，他竟然不知道该干什么，除了钱，他已经没有别的东西被这个社会所需要，而最惦记他的钱的，又是那些骗子。

    如果他不花钱，在哪里都没有存在感。

    没有存在感的孤独是可怕的，他认识阿轮，就是在一个无聊的聚会上。

    阿轮是唯一注意到他这个不起眼的老人的人，他在他面前摆了八个酒瓶，热情地用筷子敲了一曲山西小调绣荷包，让他知道酒瓶原来还可以这么用。

    他买下wineshop，还真的就是因为阿轮的情谊。

    陆安迪断断续续地讲完。

    洛伊既没有打断她，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事实上，他连头都没抬过。

    他只问了一句话。

    “你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经历很多，努力想要摆脱过去，又没法活在当下。”人有很多方面，她只能描述自己感受到的这一面，“他不注重物质享受，不喜欢无聊的刺激，真情流露的时候……很感性。”

    不感性，也没法跟她交流。

    “那么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过去十八年，他的煤矿一共死过多少人，那种死过人的矿井，环境又有多恶劣，工作强度有多高，安全措施有多差？而一旦出事，一条人命的最高赔偿，不过几万人民币？”

    陆安迪呆住。

    “十二年前，他打过一起官司，当时山洪爆发冲击矿井，里面的八名矿工无一生还，家属联名要求每人一次性赔偿五十万，但他最后一共只陪了四十万，其中最多赔了八万的，是一个只剩下三个未成年孩子、一个母亲、和两个七十岁老人的孤寡家庭。”

    陆安迪难以想象，“为什么？他……赔不起？”

    赔不起？怎么可能。

    “国家回收煤炭采矿权的时候，他手上的矿井以2.8亿价格买给国资公司，同时还保留了45%的股份，直至今天，他名下的资产超过十亿。“洛伊冷冷说，”一百几十万的赔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