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朝堂之上，工部奏曰，江东诸门外十五楼成，皇帝下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

    工部再奏，督江南诸地之民种植桑枣。且授以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虽免其税，但是遭到百姓抵制，皆曰：“江南田赋重且繁，求免之，否不敢轻务他业”。皇上面色不愉，遂散其朝。

    回到御书房，看见皇太孙在那里初阅奏疏，心内稍微平静一些。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老眼昏花，看不见奏疏上的小字，也许是精力不济，朱元璋开始允许皇太孙代替自己批阅一些简单的民事奏疏，不过内阁进呈皇帝的揭帖仍要自己亲自处理。

    看见皇祖父面色不愉的进来，朱允炆连忙起身请安问候。朱元璋吩咐孙儿把工部的奏疏挑拣出来读给他听，自己却是闭着双目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年初，朱元璋上谕工部：“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卒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顿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援以种法，而蠲其税。”可谓尽心民事，其余裕又足以惠民。

    但是江南的百姓却丝毫没有领情，原来大明此时引进占城稻已普遍，水田多产，而抑商政策使百姓种植棉花、桑树等物却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供给官府收购外，一无是处，所以宁愿多种粮食、糯米以酿酒，获利反而更多。

    而朱元璋令百姓多种桑枣、棉花，就是为了禁绝百姓酿酒成风，造成粮食的浪费，因为虽然近几年国库充裕，但是辽东、西北和西南各有局部战事发生，全靠中原之地和江南之地供给粮饷，所以也颇为紧张。且北方苦寒，士卒将官衣被之需，及百姓制造农具之木植皆从其出。

    朱允炆只读了一会儿，就知道朱元璋正在烦心什么，但是农事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也想不出其中缘由，只能照本宣读，

    朱元璋听着听着心里便不是滋味，遂拦住不让再读下去，问：“皇太孙以为如何，朕操心农事，担心百姓疾苦，特地命工部组织人手前往民间，教化百姓在田间地头种植桑枣、木棉，这样的话，就算是遇到灾荒之年，百姓欠收，也可为衣食助益。这样做，明明是为了百姓，可是百姓为什么不去遵循呢？”

    对于文言文有些敏感的朱允炆听到皇帝这样说，才明白什么是“隙地”，就是田间地头啊，还以为朱元璋鼓励江南百姓种植棉花、桑树等作物而遭到抵制，原来是这样。不由的开始有些佩服朱元璋起来。

    古时的男耕女织，顾名思义，就是男子出外耕田，而女子在家织布，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儒家宣扬成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如同朱允炆后世中某个阶段宣扬的小康生活水平一样，被定死了模式，因为人人都那样想的话，百姓有了盼头，而朝廷也易于管理。

    朱元璋的洪武大治，使被蒙元所破坏的生产状态在朝廷的各项方针面前得到了空前的恢复，诸如军屯、民屯、各地依据不同情况酌减税赋。这些重农政策使历经劫难的中华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明初人口仅六千多万，地广人稀，农业的确是国家迅速恢复活力的良方。

    但现在恢复之后，那就需要发展了，现在百姓、官府皆是仓廪充足，但是由于大明的抑商政策，再加上禁海绝商。使百姓们富裕出来的粮食、桑棉只能卖给官府，且出价不高，所以极大的打击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

    有些事情，执政者急在心里，而百姓却是只顾眼前，诸如江南富足，百姓只要稍加耕作，便可衣食无忧，而至于北方苦寒之地的灾荒、追击蒙元所产生的消耗，距离百姓本来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再加上消息闭塞、朝廷没有加以引导的缘故，所以百姓宁愿多种一些粮食，至于桑棉等物，只要够用，就不会有人操心了。

    至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