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权力架构往往让一些性格上较为强势的州刺史很是苦恼。

    他们费尽心思戴着铁链跳舞，勉强维持自己的体面，在中央部门地方分部的层层夹击之下求生，多多少少还想着做点事情。

    而一些性格上较为弱势的州刺史看清了皇帝的需求和皇权的扩张，则主动放弃挣扎，主动成为花架子、橡皮图章。

    中央机构能插手的事情就不干预不参与，放任自由，凡事都和中央部门商量着来。

    你们说可以，我再办，咱们事先通气，达成一致意见，省得到时候和中央部门产生龃龉，闹起来没自己的好果子吃。

    于是在某些州，中央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地方事务基本上都是从中央直接下到郡县，越过州一级别直接执行，州刺史在这个过程中就和不存在一样。

    他们的权力只剩下中央部门管不到的边边角角，十分尴尬。

    尤其在延德九年十年天下豪强大叛乱之后，中央对地方的掌握力度进一步增强，这一增强趋势集中体现在税政上。

    大量税吏四散而出巩固地方，清丈土地，清算豪强，直接掌握了地方的税政，把住了地方行政的命脉。

    延德十年前后，因为郭鹏清丈土地的政策爆发大叛乱，从而导致天下势力来了一次大清洗和大重组，中央权势更加旺盛。

    于是，某些本身就比较弱势的州刺史因为进一步失去权势，更是被一些好事人戏称为点笔先生。

    意为有事没事动动笔，在纸上点一点，但实际上什么决定都无法做出，看上去体面，实则无足轻重。

    一些性格比较强势不甘受限制的州刺史试图和郭鹏申辩，请求如边地四州一样赋予威权，震慑地方郡县，以便于行政。

    但是郭鹏从不理睬，并不予以回应。

    给边地州郡首脑一些威权是因为那些地方的确危机重重，需要威权统御部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样才能更快的建设当地，消化、同化，使之真正成为魏帝国领土。

    危机四伏的地区，政治强人有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你内地州郡早就被我扫平了危机，没有敌人，没有外族入侵，一片祥和，你要什么威权？

    给你威权方便你搞个人小王朝吗？

    我是集权皇帝啊，我是君主专制的独裁者啊，我嗜权如命啊！

    我到处设置中央官署的地方分部就是为了侵夺地方权力增强中央权势，你问我伸手要权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老老实实给我戴着铁链子跳舞！

    于是内地州郡的行政首脑们往往都是戴着铁链子跳舞，还要跳的精彩，跳的优美，在郭某人的压迫下苦不堪言。

    东汉中后期以来地方上由于交通不便和讯息传递落后而不断产生的离心倾向被郭鹏彻底摧毁，重建了以洛阳为核心的强大中央威慑力。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和遍布全国各地的驿站使得地方分离主义再也没有生存的土壤。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样做固然让地方束手束脚，发展迟缓，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互相扯皮、掣肘，干扰地方行政。

    可强干弱枝总比弱干强枝要好。

    虽然地方官员束手束脚不好开展工作，但是他们也无法反抗中央政令，无法搞个人小王朝。

    彻底贯彻自己理念的郭某人是不会对这些官僚有任何同情心的。

    至于这样的规定和制度在未来会不会崩溃，郭某人也实实在在的认为，这是会的。

    总有不那么勤政、聪明的皇帝会把这一套建立在皇帝个人权威、勤奋和聪慧基础之上的制度败坏掉，导致中央集权的失败。

    皇帝的懒惰、不察，税政的败坏，吏治的腐化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中央集权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