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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看看价钱,价格一般在二十元加币到四五十加币不等。云逸和马良各点了四五种酒,服务员记下牌子,然后带着大家返回品酒台。

    品酒台里备有各种样品酒。服务员找出云逸点的酒,拿出一个一次性纸杯,给他倒上一点儿,让他品。

    “就一杯?”云逸不快地看着服务员问。

    “对呀。”服务有些不解。

    “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尝一尝。”

    “所有人?”服务员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云逸。

    “对,所有!”云逸不容置疑的回答。

    女服务员带着傻傻的笑望着云逸,开玩笑地说:“连那个抱着的小娃娃也要”,她指的是云霞。

    “除了那个小娃娃,其他人,每人都要尝尝。”云逸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好吧,每人一杯,都尝尝。”女服务员带着无奈的笑答应了云逸的要求。

    服务员给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酒,我接过酒一口喝干,转身走开了。云逸和马良倚在柜台前,有模有样地小口品着酒。喝完自己那份,云逸把他母亲那份,马良把他女儿那份也喝干了。最后,云逸和马良每人买了两瓶价值四十加币的酒。

    离开酒厂,又开了四五分钟,我们来到一个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停车场,停了很多车。停车场边有一溜平房,那是卖苹果的商店,有不少人在那儿购买苹果。马路对面是一大片果园,那是我们摘苹果的地方。

    云逸父母留在车里带云霞,其余的人都去摘苹果。

    摘苹果之前,先要在卖苹果的商店买塑料袋。塑料袋分十磅的,十五磅的两种。十磅的塑料袋,十个加币一个;十五磅的,十五加币一个。我买了一个十个加币的袋子。

    买了袋子,我们登上了一辆带后挂斗的拖拉机。拖拉机车斗两边各固定了一条长木凳,车斗里坐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玩的。车斗里除了我们几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白人。

    我有好多年没有坐这种交通工具了。这让我想起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广东的香港人开的工厂工作,我们每天早上上班有一段路程是乡村小路,必须三轮车上班。那时,我们一帮子管理人员,英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也是象这样,坐在车斗里去上班。这种景象如今在中国城里已经看不见了,加拿大让我重温旧梦。

    拖拉机在田间小路上颠颠簸簸了三四分钟,来到了苹果园深处。这里种的有富士、makentosh、gala。我们来晚了,富士、gala已经被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主要是entosh口感不好,大家都不愿意要,果园地上到处扔的都是被咬了几口的苹果。

    我们分散开寻找自己喜欢的苹果。我在国内只吃过富士,所以我就专心地找富士。一会儿,我找到一棵富士树,这棵树挺大,我摘了一个苹果,尝一尝,味道不错,就守着这棵树摘。

    我正专心地摘着苹果,突然背后传来了黛安的尖叫:“快来看呀,晓舟藏在这儿偷着摘苹果呀!”云逸、马良夫妇闻声也赶过来。

    “晓舟呀,晓舟,这么好的苹果,你也不喊大家,一个人偷偷地摘,不怎么地道呀!”黛安调侃着。

    “摘点苹果有什么可藏的。”我不以为然地说。

    “晓舟呀,晓舟,难道你不知道加拿大资源少么。”黛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当时我只当作这是老同学间的玩笑,后来呆久了,发现在加拿大供新移民生存的资源确实很少,很珍贵。记得一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女孩曾认真地对我说:“加拿大的每一分钱都不是白给的。”

    本来我们还想到另一片果园去看看,这时起风了,天空飘来一朵朵的乌云。黛安、马良他们都带着孩子,见要下雨,赶快往停车点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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