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小赵丈夫皮肤大约一两个厘米，从头至脚慢慢地移动，仿佛是在给小赵丈夫作扫描。这样往复扫描五分钟左右，马良妻子脸上显出疲惫的神色，再过一会儿，显得精疲力竭，最后，眉头紧皱，口里艰难地吞咽几下后，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怎么了？”我被吓了一跳，以为她犯了什么病。

    “没事儿，她这是发功太厉害了。”马良微笑着安慰大家。

    过了一会儿，马良妻子缓过劲儿而来，双目微睁，冲大家微微一笑：“他体内不通，阻力太大了，我几乎耗尽全力才帮他打通。”

    “感觉怎么样？”黛安问小赵丈夫，看来大家都急切希望知道疗效。

    “怎么说呢，好像有点感觉。”小赵丈夫一边摸着自己的双腿，一边犹犹豫豫地回答。

    “你的问题挺严重的，你有时间到我那儿去，我得经常给你通通。你没时间我去你那儿也行。”马良妻子认真地说。

    这一幕似曾相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我叔叔家里，叔叔曾给瘫痪的婶婶如此发功治病，那时我很不理解，叔叔怎么会信这种医术，没想二十几年过去，又看见这神乎其神的一幕，我非常想搞清其真伪，因为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会颠覆我很多的认知。

    大概一个月后，我又见到了小赵的丈夫，我把他拉到一边，认真地问他上次马良妻子给他治病的疗效到底怎样？他笑眯眯地盯了我好一会儿说：“好像作用真的不大。”

    还是回到那次摘苹果之旅。我上车之后，马良开车直奔南岸。过了南岸chanplan大桥，下了高速不久就来到了和黛安约好的集合地。黛安、云逸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子、只有半岁的小女儿、云逸的父母都已经等在那儿了。

    我下了车，和大家打了招呼。云逸的父母我们在国内时就很熟，我喜欢游泳，他父母也喜欢游泳，我们常常在海边见面，他们老两口比我们早到加拿大几个月。

    黛安五岁的儿子也见过。上次，黛安和云逸周末带儿子去学中文，顺便也带我出去转转转。他儿子叫云天。我还和他有过一个小小的不愉快。那天我们送云天去中文学校，到学校门口，黛安的小女儿云霞突然拉稀，黛安、云逸忙着收拾孩子，就让我带云天进学校。

    学校是一对中国年轻夫妇开的，在一栋二层公寓里。这对夫妇，开始时像任重一样，招了几个孩子，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教孩子中文，补数学。后来，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就买了这个二层的小公寓，楼上楼下，大概有两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还雇了几个老师。

    我带着云天进去，楼上楼下的门厅里挤满了孩子家长。每个房间里都有十几个孩子，孩子们坐在地上，年轻的女老师手里端着小白板，教孩子认中文字，算算术，画画，甚至还有教孩子速算、打算盘的。

    把云天送进中文班，回到车里，我问云逸，这儿的生意为什么这么好。云逸告诉我，中国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懂中文，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于在加拿大的中国孩子来说，学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不难，学中文却很难。还有，中国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有数学头脑，他们普遍觉得加拿大人不会算算术，所以希望给孩子多建立一点数字观念。这家学校的位置好，父母们周末想出来玩一玩，逛逛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孩子送到学校，逛够了，再把孩子接回家。

    我们粗略算了一下，这里大约有六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小时十五元，三小时就是四十五元，一天就可以赚两三千加币。一个周末两天，就有六千多，四个周末，一个月可以净赚两万四五千加币。

    我又问云逸，这个学校是怎么拿到加拿大教育执照的？据我所知，加拿大对办学条件要求极其苛刻，首先要求教师要有加拿大师范专业的文凭和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