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重在表现”，把家庭问题放在了比较次要的地位，否则我是通不过的。那个“土匪”也政审通过了，大家都感到惊奇。其实，那时候的土匪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被俘后可以教育c改造，经过考验后还可信任c重用，游击队里的被俘士兵当然也可以一视同仁。

    一辆卡车载着40几名两个军分区挑选出来的准空军和准海军在盘旋起伏的川黔公路上疾驶（加进了另一个军分区的体检合格人员）。此时是195年的初春，从镇远去贵阳，再从贵阳去重庆，一车的军人，连支枪都没带，可见1950c1951这两年的剿匪确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公路上已可不带武器安全行车了。

    一路上，山高路险，林深流急，卡车盘旋上下，穿隧过桥，高原上变幻无穷的景色扑面而来。有知情者在卡车驶过一个险要处时告诉大家，这里是“掉死崖”，在这里翻下悬崖的汽车最多。其实，川黔公路上到处都是“掉死崖”，西南地区的司机开出经验来了，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如果平原地区的司机到大西南来开车，肯定不适应，非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见习期不可。

    我在从镇远到贵阳的路上就呕吐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都吐到了车外。有人说“风凉话”了：“坐汽车都会呕吐，还想开飞机？”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后来我想了个土办法：用棉花塞住两个鼻孔，用嘴呼吸。虽然吸了一嘴的尘灰，但呕吐减轻了。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幻想：也许飞机上设备好，闻不到汽油味儿，可能就不会呕吐了。

    重庆是一座山城，城市就建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所以房子高高低低，马路上坡下坡；但很繁华，商铺林立，货物充足，街上人挤人c肩碰肩。城市很大，步行一天都走不出重庆。

    重庆还有个特点：街上看不到自行车；因为尽是陡坡，上坡骑不上去，下坡刹不住车。挑夫很多，遍布全城。他们手提木棍c竹杠c绳索，到处揽生意，抢着帮人挑行李，以此为生。重庆人管他们叫“棒棒”，意思是说他们是手提棒棒找活儿干的人。

    西南大军区安排我们住进了一个军人招待所。招待所也是建在山上，进所要爬几十个台阶。这在重庆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

    到招待所后，又是许多天的等待。我估计是大军区干部部又在审查我们的档案，我们只好再天天当“压路机”。这回是压重庆的马路。

    若干天后，大军区干部部通知我们启程北上。还好，这次他们没要我们去面谈，直接就放行了；还把两个分区的人按军种重新划分，去海军的由我分区的那位老资格连级干部带队，去空军的由我分区直属警卫连副连长带队。各自去的地方也不同，我们去空军的上北京，他们去海军的赴大连。

    在安排行程时，那位老资格的连级干部和另一个分区来的一名干部不知因什么事情吵起来了（从服装上可以看出：干部的军棉衣肩上只有一条缝合的线，战士的军棉衣肩上则缝了两层布，还绗了几道线，就像是两个垫肩。发下来时，有的战士说调皮话：“看见了吧？上级叫干部不要劳动，战士要劳动，所以在棉衣上给我们缝上了两个垫肩。”）。双方互不服气，越吵火气越大。那个连级干部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套战士服穿，于是，那个干部同志就讥讽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才当了几天干部？”因为他见“老资格”穿着战士服，以为他是新提拔起来的。我分区有知情者不服气，嘟哝了一句：“你才是‘只当了几天干部’。人家的资格肯定比你老。”声音不大，两个吵架的人都没听见。那时候部队里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了矛盾，常常会比资格：“你是哪年的兵，敢来管我？我腰里的皮带也比你的军龄长！”闹提拔的时候更是要把资格摆出来：“我是哪年哪年的兵，凭什么提他不提我？”为了打压这种摆老资格的风气，一位大首长曾在大会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