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老革命：赵股长（赵玉瑞）是194年参军的，山东人；郭副股长（郭泠）的资格更老，是19八年参军的鬼兵，河北人，是司令部里资格最老的营级干部。那时部队里是很讲究资格的，提拔干部c任命干部都要看看资格，比比资格，公开提出任用干部的标准是“德c才c资”三大标准，“资”算是三大标准之一，不可或缺。老资格在部队里是很受人尊敬的，说话c办事很自然的就是要比别人高那么一点儿。股里的其他干部则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一个连级干部，1947年参军；其他的都是排级，都是194八c1949年渡江前参军的北方人，只有一个是大军渡江后在南京参军的南方人。按现在的标准，他们都是离休老干部啦，那时候却被人看成是新干部c知识分子c青年。我们译电组则全部是大军渡江后参军的南方人，是机关里最的“字辈”。

    可是“字辈”也有充“老大”的时候。

    作战科有个见习参谋，也是个渡江后参军的“字辈”，随部队下去剿匪时缴获了一盒麻将牌。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没有上交，留下来自己玩。那天，他喜滋滋地捧着麻将盒子来到译电组，问我们：“你们会玩麻将么？”他和我们年龄相近，资历相仿，常在一起玩耍，有了好玩的东西自然就会首先想到我们。

    译电组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会啊，会啊。”马上移动桌子，砌“城墙”玩。

    人多位子少，只能四个人玩，其他人就站在旁边看。一开玩才发现，都是些“二百五”，没有一个真正的内行。在家时都是学生，家长是不允许少年子女打麻将的，顶多是站在桌旁看大人玩时学到点皮毛。但越是外行兴趣越大，限定时间，轮流玩，很快就玩熟了。反正是不议钱的，输赢无所谓。但这个东西怪，会玩上瘾。那时候的机关工作还没走上正规，没有严格的制度，有工作就干，紧急情况下通宵干，没事时就可以玩。没事时我们几个人就凑在一起打麻将，“一万”c“两万”c“红中”c“白板”像模像样地吃进打出，其乐融融。

    一天，我们正在玩麻将，进来一个老军人。他大概40几岁的样子，个子矮，又黑又瘦。他见我们在玩麻将，有点惊喜地说了一句：“哪来的麻将呀？”一口当地方言。我们玩得正起劲，没人理他。

    看来他也喜欢玩麻将，站在旁边看，看得都不愿走了。你爱看就看呗，还是没人理他。

    看着看着，他的麻将瘾也上来了，两只手搓了搓，跃跃欲试地说：“我也来几把。”那个正在鏖战的见习参谋“突”了他一句：“不要你！”大家心里也都不想让他玩：我们自己都玩不够c轮不上，还能让给你这个外人？

    老军人知趣地不再说什么，但还是舍不得走。又站着看了一会儿，才悄悄地走了。

    过了几天，分区和专署联合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和判决一批匪首，分区机关也派人列队参加。公审大会设在大广场上，把戏台布置成主席台，挂着“公审大会”的横幅和宽严结合的政策性对联。

    公审大会上，有首长讲话，有受害群众控诉。代表分区讲话的是张副司令员。他往台前一站，我们全都傻眼了。天啦，他就是那个想打麻将而被我们“刮胡子”的人。他讲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通俗而生动。还说一些土语c民谚，引得台下老百姓“呵呵”地笑，宣传的效果非常好。群众中有人说：“他是我们贵州人。”“我们贵州也有人在解放军里当大官啊！”其实他是四川人，四川话和贵州话好像也差不多。

    回到司令部，我们几个青年在一起议论，都感到有点尴尬。那个见习参谋说：“我以为他是个老炊事员c俘虏兵。”那时候年纪大点的俘虏往往是补进炊事班的，俘虏中也的确有不少四川c贵州一带的人。张副司令的样子实在是不像首长，淳朴得像个老炊事员。我们粗声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