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更是“以食为天”

    省军区坐落在一座大花园里，里面布满了各种样式的洋楼，一般都是两层，好像是过去哪个军阀的公馆。我们被分配住进一座楼。楼里空荡荡的，楼上楼下两个大厅堂，4个大房间。楼下还有几个房间。

    我们十几个人在楼上一间大房间里打地铺睡，班主任住楼下的房间，其他的房间都空着。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只有班主任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凳子。他住的其实是过去供勤务人员住的房间，里面没铺地板，是砖头地。

    我们住的地方虽然没有家具，但红漆地板铮亮，墙壁雪白，阳光充足，晚上电灯雪亮。我们这些人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心里非常满足。打地铺也不用铺稻草，反正天暖和了（阳历6月），就直接把被单并排铺成一张大地铺，大家拉开被子就在上面睡，觉得不比床差，心里乐滋滋的。心想：省军区的条件就是好（可见当时我们对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睡地板还特高兴）。

    当时的省军区可说是全省的最高领导机关，省里的党政一把手都是省军区的首长兼任，地方领导任副职。譬如，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兼贵州省高官，其实具体管事的是高官曾固（后来曾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全省各地广贴布告，由曾固本人自称：过去因为做地下工作，曾用名“曾固”。现在解放了，改回原名“陈曾固”。我感到有点不解：这有多大区别？为什么还要这样公开声明c大事张贴？因为我是个新兵，不知内情，弄不懂其中的原因）。省军区政委苏振华兼省高官，其实管事的是副书记徐运北。我们这些兵也为军人在地方党政中的重要地位而自豪，现在我们能派到省军区司令部来学习，心里自然很高兴。

    没想到，堂堂的省军区司令部吃得并不好，天天的大白菜，很少吃肉，吃得嘴里酸叽叽的。特别不习惯的是没有米饭吃，餐餐吃发糕。那发糕其实是米做的，开头一两餐还可以，吃到后来就难以下咽，特别想饭吃。我们几个从军大来的兵就在背后发牢骚：“好好的白米，为啥要做成发糕？穷折腾！”为什么只能在背后说？因为我们是少数派。军区司令部的大灶食堂就餐者高到营级干部，从营级到战士都是大灶待遇，每天千元（旧币，合新币角钱）伙食费。我们的军队在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长征到达陕北后，主要在中国的北部发展，从196年至1949年，1年间，在北方培养了许多干部，部队中从团到排，基本上是北方人。虽然当年红军中南方人占绝大多数，但到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大都已是高级将领了。师以上干部基本上是南方人，他们在灶吃饭，9000元（合新币9角钱）一天的伙食费。那时候部队里的人心胸是很开阔的，没有什么地域观念，更不拉老乡关系。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部队里的同志确实是真正的身体力行者；但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却还是客观存在。北方同志刚到南方时，初吃几顿大米（其实是南方出产的一种籼米，米粒而硬，和北方的大米滋味大不同），还很高兴，因为在北方当老百姓时，要到过年才有一顿大米饭吃。可是连着几天吃下来，肠胃就受不了啦，北方来的同志叫苦连天，甚至怀念北方的粗粮——窝窝头。于是，有人想出个办法，把米磨成浆做发糕，虽不是白面馒头，却和白面馒头形似，可以哄哄眼睛。军区司令部大灶用餐者中的营c连干部基本上都是北方人，他们喜欢这样做着吃；于是，就餐餐把米做成发糕。几个渡江后参军的知识分子岂能改变这个“民以食为天”c兵更是“以食为天”的大局？

    就在这时候，我见识了一次豪华的“天”，使我大开眼界。

    张祥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财政厅工作，曾给我来信。来到省军区后，趁着还没开始学习的空档，我一路借问，摸进了财政厅。

    张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