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甚笃，经常往来。为慎重起见，特请肖先生复诊。肖龙友医道精深，医德高尚，屡起沉疴，妙手成春，经他之手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将其奉若神明，就连一些名气很大的西洋医院，在遇到疑难杂症束手无策时，也常常找肖先生帮忙。此次肖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其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肖龙友见状十分着急，劝告梁启超说“治病不能单纯靠药，三分治病七分养，若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否则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谁知梁启超听后却不以为然，戏谑地说:“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肖龙友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不禁为老友的健康暗暗担心。

    1926年3月初，梁启超尿血症加重，在挚友地质学家丁文江苦口婆心的开导下住进了医院，经全面检查，医院给梁先生下的诊断为右肾肿瘤，建议割除。他不顾朋友和家人的反对，毅然同意手术治疗。院方鉴于梁启超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并征得梁先生的同意，决定由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刘教授为其主刀，副手是美国人，也是极有名的外科医生。3月16日，梁启超在顺利的手术过程中被切除了右肾。但令人不解的是，手术后症状不断加重。当时有不少社会名流去看望梁启超，他们对手术提出了疑问，家人也有微词。但梁启超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并不苛责。

    他写信给在国外的梁思成说，这次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好在做了之后身子并没有丝毫吃亏，只算费几百块钱，挨10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从信中可以断言，梁先生已经知道自己的手术真相。也许在他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该医院是美国人创办的医院，是现代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何况主刀是第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人。梁先生手术后3个月，亲自撰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医院辩解，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发表在当年 6月 2 日晨报的副刊上。文中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

    不久，梁启超先生的病情又加重了，并多次入院治疗。终于病魔沉陷，他于 1929 年 1 月 19 日，因救治无效而离开人世。

    据两位参加手术的实习医生讲，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在进行手术时没有仔细核对旁边的光片，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

    他手指轻叩桌面：“治医最最重要的便是态度要严谨，这是进入行业的先决条件，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