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我被提拔为科长到1984年7月离开综合科，整整两年时间里，一以贯之，夙兴夜寐，马不停蹄，一心只在综合统计工作之上。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想象不出，那个时侯哪里有那么充沛旺盛的精力！同时，毫不夸张的说，我们科的每一个同事，没有一个人c无不像我那样工作。

    从1975年初，回到统计局，科里的人员有出有进，由少变多，唯独我一直没有离开综合科。

    以前综合科的人员，除了文昌霞，其他的人都没有回到统计局，燕恩去了计委，蒋竞芳去了物资局，孟庆儒去了供销社，刘兴然科长去向不明。之后的综合科，文昌霞和我是统计局老人，其余都是新人。

    宋学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斗争中在统计局被打成分子。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统计局之前，他已经下放工厂当工人。之后，1979年落实政策，彻底摘掉帽子，从工厂回到了统计局，安排到综合科。他和文昌霞是我们科里年龄最大的同志。

    宋学武离开机关20年之后，又回到统计局干上了老本行，谁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埋头于工作，干劲十足。在科里他担任过学会工作，平衡统计，统计分析，职称评定等工作，任劳任怨，尽职尽责。

    宋学武个头较高，身材魁梧，面庞黝黑。爱人年龄较小，长得年轻。是在工厂里找到的对象。一次，梁局长领着我们到他家去家访。叫开房门，宋学武的爱人出来迎接，梁局长问道：“你爸爸在家吗？”

    “这是内人。”宋学武在他爱人身后出现，对我们说道。他爱人笑着退到了一旁。“你爸爸在家吗？”成了局里工作之余的笑料。

    宋学武在科里的工作，我始终给予支持c帮助，既没有另眼相待也没有冷眼相看。但是，直言不讳，我对分子确实有些偏见，当然，自己也是“中右分子”。以自己的亲身所见所历，从我接触到的那些被划定成分子同志的表现，几乎全都是（没有精确统计，大概不会低于90％）在说话方面不够检点。有人对事鸡蛋里找骨头，故意挑刺，指桑骂槐，嘴尖；有的对人出言不逊，尖酸刻薄，嘴损；有的听风就是雨，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当传声筒，嘴欠；有的人不懂政治，自恃聪明，动不动就出来针砭时弊，说东道西，嘴冷；有的为了一己私利，个人主义，不分场合，发牢骚，泄私愤，嘴臭。有些人，在正式场合，在你争我抢的发言时，很少开口，然而，偶尔说出一两句，或是接别人的话茬，说上一个“是！”“对！”“啊？”之类的判断动词或感叹词，就已经把他的不合时宜的心思暴露无遗了。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在我入党时，同志们指出我的缺点时，最多的意见就是“说话不注意。”老宋说话虽然是刻意避免宿疾再犯，也还是不可能做到完完全全掩瑕藏疾。自己的毛病，在他人身上发生，好像看得更清楚，也算得上是一面镜子。

    文昌霞，在中受到冲击，千山斗批改学习班结束后，由于孩子小，丈夫在外地工作，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鲅鱼圈（盘锦五七干校）打石头。盘锦五七干校解散，她没有去农村走“五七道路”，留在市里，到汽车公司当有轨电车售票员。打倒四帮，落实政策，回到了局里。

    文昌霞是整理统计资料的“专家”。从我第一天到统计局就一直看到她在不停的整理统计资料。她是对鞍山市统计局有史以来的统计资料最为熟悉的人。她回到科里之后，整理和管理统计资料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她的身上。对外提供统计资料，也是她的一项“专职性”的工作。城市年报实施以后，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搜集资料c汇总报表的主力。学会工作认真负责，被省统计学会和社科联评为先进个人和学会优秀工作者。局党支部委员。1981年任命综合科副科长。统计师。198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