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也要找到你自己的户口本啊，就算丢了，也要想起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办挂失补办啊。”

    程禹蘅静默地想了想，“转到国外可以吗？”

    阿姨张大了口，半响没合上，低下头，假装忙碌：“其实不转也可以。法律没有要求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必须同在一个户口本上。”

    后来才知道，程禹蘅很小的时候就出国读书了，对很多中国名词一窍不通，就像“户口本”、“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对他而言都是高级词汇。阿姨理所当然地问，没料到他全是打蒙回答的。不知内情的阿姨，说不定早把程禹蘅当傻子看。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乱搅一通，抵达公寓的时候已经日暮黄昏。虽然疲惫，但是一进门就看到他准备的女款拖鞋，高兴之余，还很感动。虽然后来变成了很深的纠结，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会不会是他老婆穿过的，不过，我仍旧当宝贝一直穿到现在。

    我轻轻将拖鞋放进鞋柜里，提起行李，又环顾了一周。忽然明白了，柠檬茶给我的微妙感觉，以及我之所以对这个家怀有独特依恋，都是因为它们记载了我的新生。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年的转变，也忘不了程禹蘅施予我的恩情。

    茶几上的电话忽然响起，如惊雷打碎惯有的宁静。这个电话平常不用，因为知道号码的人只有我和程禹蘅，这是我与他之间的内线，只当遇到紧急情况才会使用。

    刹那间，我脑袋一片空白。原本准备发出去的弦，被强行拉回。如果是廖小雨，铁定不接，甩掉钥匙，踏出这个门，然后发短信说“老娘不稀罕你了”，并永远拉黑。

    但是，我不是廖小雨。

    电话那头的人，没有打招呼，温柔地问我：“一起吃晚饭吗？”

    廖小雨早有预料，提前给我打了强心针：“丫的你知道什么是渣男吗？”

    我脑海里有好几种特别渣的画面，但是廖小雨往往有更独特的见解：“拒绝了你，还找机会见你，见了你，表现得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包袱地逃避责任！”

    如果廖小雨的观点成立，那么现在坐在我眼前的程禹蘅是渣男无误。虽然经过十几天的痛哭流涕，伤早已麻痹，但是坐在他面前的我即便喝水，也流泪。

    在宽阔的中餐厅大堂里，坐在正对舞台的中间位置，被嘴里的暖水呛得泪流满面。这股劲儿勾起了连片的伤，多年以来的孤苦，五年以来饱受的落寞，不堪回首的等待时光，以及近三周以来不闻不问的委屈，还有未来如果没有程禹衡的设想，无一不让我感到痛心。

    两人甚至还没开始好好讲话，程禹蘅捧着餐牌，措手不及。他拿出手帕，递给我，我低着头，避开他的示好。心想，既然关系已到这厮田地了，再多的包容与温柔都也不过徒增伤口的深度。往后回忆起来，又多了一重难以释怀的遗憾。

    普通人对哭泣大多的理解是，这个人伤心过度、埋怨过深、悔恨不已……给哭泣的人定位动机，但心理医生却不单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哭泣是一种基于心理机能的情绪发泄途径，有严重的心理伤痕却不懂得用哭泣等方式发泄反倒是一种病。于是哭泣的年轻女人，在普通人眼里是值得同情的，但在心理医生的专业概念里却是无需大惊小怪的。

    诺大的餐厅里，就我一个人哭得呼天抢地、死去活来。

    事后廖小雨问我：“哭得到底有多难看？”

    我淡淡地说：“餐厅经理把警察招进来了。”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一表人才的程禹蘅，被餐厅经理认为是负心汉，而狼狈不堪的我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他偷偷致电给附近的派出所，也许还动用了一些交情，两名公安五分钟以内来到案发现场。餐厅经理带公安过来了解情况，程禹衡那时候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