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夹锡钱连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当救灾款让我们运到川蜀去，合着他没安好心呢。难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动的还了我们，他定是开箱查过了。”     “夹锡钱”创始于宋崇宁二年，在铁钱中加入锡，使钱币变脆，主要是防备北方辽、金两国大量收购南方的铁制钱币，然后熔炼制作兵器，只是质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买账，基本没人用。     《宋史·食货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於陕西……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     宋朝的法定主币是铜钱，其实主要材料为铜、铅、锡的合金，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纯铜很软，而且极易氧化，生了铜绿后很难看，这三项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间到南宋嘉泰年间发生了极大改变：含铜量由62%至72%降为56.5%，用铅量由20%至27%增为40%，用锡由8%至12%减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没有铸行大钱，民间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钱。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陕西行用大铜钱。宋神宗时，折二钱广泛行用，在当时行用的铜钱中，已占相当比例。     宋徽宗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清明上河图》上的情形可以借鉴，于是大量铸行当十钱，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民间流行的，大约应主要是当十钱。当十钱前后铸了数种，大抵是用铸三个小钱的原料铸一枚当十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实际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三，铜钱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要随之下降。     康定、庆历大钱在当十的时期，显然是规定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陕西此时期的物价上涨，与当十钱的行用直接有关。宋徽宗时铸行的当十钱比宋仁宗时行用范围广、数量大，此时期的通货膨胀与当十钱的泛滥有直接关系。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维持充足的铜币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且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铜币供应量也应当随之增加。当时的标准钱币面值为一钱，但神宗时期曾铸造过当二钱的铜币。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人们通常用贯做为计量单位，名义上一贯等于一千钱，但由于铜钱短缺，政府允许在缴税时只支付七百七十钱。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铜的短缺，包括开采新的铜矿，降低钱币中的含铜量，允许用银两缴税，在北部边境和四川发行铁钱，严禁熔化钱币，在谷物交易和茶、盐专卖中使用票据或度牒，有时候还会发行纸币。1085年，货币发行量达到：“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流，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