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内容相对照的话，就可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是相吻合的。而且，按照当时的客观事实，此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博士议政的说法一致。

    秦始皇时期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最后由秦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用什么方式传王位是有关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大事，所以秦始皇自然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这一点在《说苑》和《史记》中都有记载。只是接下来，两本书有了分歧，《说苑》提出“禅让”的说法，但没有了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没有“禅让”的记载。联系到秦始皇后来“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打算，人们选择相信《史记》。不过，看历史不应该只看一家所言。《史记》本身孤证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以它作为评判其他史书的标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让后人对《说苑》的记载产生怀疑，那就是，《说苑》的作者刘向是王莽的得力助手，而王莽是假借“禅让”篡位的。当时刘向为了给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了新五行学说，这种行为难免让后人对他的人品产生质疑，也会自然地想到刘向这段文字是为王莽造势用的。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是有可能的。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很多人不但深信尧舜禅让是真事，而且还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是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虽说“禅让”之说是儒家吹捧的，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是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到影响。

    秦始皇成功地统一全国，认为自己的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该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在一个高度，所以极有可能想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这或许只是作秀，却是有可能发生的。刘向虽然有过劣迹，但《说苑》中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成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苑·至公》中这篇记载可以作为《史记》的补充资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那么，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会长期被人们忽视和否认呢？总结一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尧舜历来是人君的典范，而秦始皇则向来是被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秦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意讲述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是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作为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定的情况下，不记此事也是可能的。

    其二，人们对《史记》的可靠性过分迷信。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在所著的《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基本上是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态度。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多见于《史记》，其他的书籍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部分内容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最高标准。

    其三，人们对《说苑》的史料价值认识不够。《说苑》—般被看做是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这并不能说它的材料就不可信，也不能因为与《史记》相左就完全摒弃其他材料了。

    一方面，秦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在有限的篇幅中有遗漏或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说苑》是刘向根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已散佚，只在《说苑》中保留了一点遗文琐语。从这方面讲，《说苑》的确值得珍视了。再者说，刘向所处的西汉与秦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