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决定，甚至可以拒不执行。

    史记张丞相列传：“苍为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

    丞相申屠嘉看不惯邓通恃宠目无丞相，不顾汉文帝的劝说，将邓通痛打一顿。皇帝对丞相的决定一般不作反对。丞相权力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后代难以比拟的。汉朝中期丞相权力的加强是由当时特殊的环境决定的。

    汉武帝继位以后，再次加强皇权，在地方实行推恩令削藩，在中央通过打压以丞相为首的臣权，丞相首当其冲。

    汉武帝通过抬升侍中等侍从郎官的地位，转移丞相实权，又频繁黜杀丞相，任命地位低微的人为丞相，例如公孙弘；缩短丞相的任期，使丞相不可能坐大结党，丞相所代表的文武百官的权力骤减。用暴力方式杀丞相令后继者凡事只求唯唯。

    史记张丞相列传：“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功名有著于后世者。”

    汉武帝又使内朝官代行某些外朝的职责，皇帝的尚书台承担了部分相权。

    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他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说明中央决策已经离不开尚书台的支持。

    霍光与张安世定议废昌邑王，“光、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堂堂汉朝丞相竟汗出洽背，说明这时丞相已经“备位而矣”。

    西汉后期，武帝时出现的大司马、大将军取代丞相通过尚书台承担起行政职责。

    汉元帝时丞相改称“司徒”，汉初以来的丞相负责制名存实亡。臣权势力到达最低点。

    汉朝后期的外戚政治萌芽于汉武帝末年，形成于昭、宣时期。

    外戚政治是皇权的畸形发展，汉武帝时期皇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皇权是通过削夺外朝官进而此消彼长达到的，皇帝的干练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像武帝、宣帝那样干练，不少后继皇帝本身很懦弱，可是皇帝又不会再将权力发还给外朝官，只有借助内朝官维系形势，最方便的手段是借助亲信外戚或者宦官维持。

    汉元帝初年，“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

    宦官掌握尚书台能够令百僚“敬事显”，足见尚书台在中枢政治中的重要。幸好元帝以后宦官的权势得以控制，可是西汉统治者没有亡羊补牢，取代宦官政治的是外戚政治。

    汉宣帝以后，大司马这一崇衔逐渐成为实职，权高于丞相，职掌全国政务。

    汉成帝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将“大司马”正式列入三公行列。汉书王莽传：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

    这样的局势直接导致臣权发展壮大，直接与皇权对峙，最终王莽代表的臣权篡位，臣权势力达到最高峰。

    汉光武帝平定天下，重建汉政权后，革除外戚政治，并改革了宰相制度。

    汉光光武帝以“寓刚于柔”的策略，解决了怎样排除功绩显赫、虎视眈眈的重臣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一难题，善待功臣，但绝不允许功臣干政，同时又限制外戚坐大。

    光武帝稳定形势后，在行政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削夺“无所不统”的三公职权，以尚书台处理原属三公的日常政务，对三公外示尊崇，内夺其实权。

    三公本有“调理阴阳”的职责，现在则拿这一职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