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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既然诸位爱卿均无异议，朕就命中书舍人将这章程拟写成圣旨下发全国。”允有些不自然的笑着说道。

    他忽然将这么多官员，大明官位最高的几个文官叫进宫里来，当然不会仅仅是商量如何堵住有人借新设立州县之机钻空子。李仁能够想到的办法他自己也能想到。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与科举毫无关系，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借着这个由头，实行新的户籍制度。

    中国从商鞅变法已来，就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除了官员之外的人想要离开自己居住地方圆二十里之外都要当地的衙门开证明，秦汉称‘传’，隋唐称‘过所’，明清叫做‘路引’。秦汉时期还好些，还有乡亭之制，请亭长开证明就可以了，相对容易；但后来乡亭制度消亡，人想要出门必须去县衙开证明，普通百姓没有钱是万万开不出来的，老百姓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了方圆二十里之内。

    但这与资本主义的要求是不合拍的。资本主义要求有自由的人来充当雇工，而不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而且资本主义在诞生早期，必定是出现在少数经济发达的城市，不可能遍地开花。因为此时大明人少，小地方的地主会拼命将人束缚在乡下，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家是干不过地主的，很容易被小地方的地主借用官府的力量弄得无法立足，只能迁到受到允指派的保护工商业的官员所管辖的大城市才能生存。

    而这么多商人都聚集在少量城市，用工数量大增，而大明设立府州县是按照人口多少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这少数城市的人口在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不够用，需要从其他地方吸取人口；所以允必须给现行的户籍制度松绑，让除了商人之外的百姓也能迁徙，从而使得工商业能有足够的人口来当工人。

    允许百姓有正当工作或与当地人成婚就能迁户籍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他会对工匠的路引制度松绑，再下一步就是对农民。当然，对农民的路引制度动手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极容易引起地主的反弹，甚至动摇大明政权。允认为，必须与吸引地主投资工商业同步进行，以最大程度的减小社会动荡。

    另外，在军户制度上他也会进行改革，以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过短时间内他不会动手，怎么也得等到地方上四司设立完毕并且正常运转后再说。

    当然，由于他作为现秩序的受益者不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只敢小步慢走，若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太快，有可能产生自由劳动力人数赶不上工商业需求劳动力的情况，毕竟允利用此时大明人少地多的现状也进行了农业改革。

    人少地多，进行‘从以追求单位土地最高产量转变为追求单位个人最高产量’的农业改革自然相对容易，因为不用分地，不会触动太多地主的利益；可农民们的收入增加后愿意入城做工的意愿也会大幅降低。

    但允对于这种情况，却也是乐见其成的。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大约是新航路刚刚开辟前后，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分封制，贵族对农民的束缚比中国要强得多，资本家为了招募工人只能给出比他们在乡下种地多几倍的收入，才能让农民愿意冒着万一被抓住会被毒打一顿甚至打死为代价从乡下逃进城里。

    所以当时工人的收入是很高的！在全国居民算得上中上，属于中产阶级，类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的工人。

    大家耳熟能详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血汗工厂，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全国许多前贵族地主转变为资本家，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能被雇佣的自由民越来越多后出现的。

    允实行农业改革后农民的收入增加，进城做工的意愿降低，就会逼迫资本家对工人给出更高的收入，从而促进工商业赚来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