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赵匡胤虽没能拿下太原，但是从当时客观实际来说，没拿下比拿下北汉要有利。原因很简单，如果拿下了太原，那么大宋国境就直接和契丹接壤了。就算契丹不兴兵南下，赵匡胤都得在北方边境布置大量兵力来防守，那样的话，他更难以抽出力量，再去把南唐、南汉等南方政权剿灭收复。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赵匡胤的性格，他不像柴荣那样有极其强悍的魄力以及野蛮的决心跟契丹对着干，这一点很容易导致整个中原产生巨大恐惧，对刚建立的大宋是很不利的。

    不管怎么说，赵匡胤遭到了他有史以来的第一场败仗，所以回到开封后，他并没有急于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而是继续着手将国内情况进行梳理整治，让它朝着汉唐时期的大一统方向稳定向前发展。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将全国军事进行了改革，减弱了藩镇叛乱的可能性，从军事上巩固了中央集权。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赵匡胤这种从五代十国过来的人，一个十分谨慎保守的人来说，光解决军队问题，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唐末后，藩镇割据之所以能独霸一方，威胁皇权，经常性的起兵反叛，除了藩镇拥有军队，独揽军权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藩镇还掌握着地方财政大权。

    唐代以来，更准确地说是从唐宪宗以来，就将国家赋税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上缴中央，一部分送给节度使，即藩镇，一部分留州，即留下供州县自用部分，而留州那部分其实也算是留给各地藩镇而已，因为州县就是由他们管辖的。

    就这样，全国赋税当中，中央只能拿到三部分当中的一部分，而地方藩镇能拿到两部分。这就使得地方藩镇有足够的财赋养兵，又以士兵聚敛钱财，因此他们的势力才会日趋膨胀，势利一膨胀权利欲望就会跟着膨胀，权力欲望一膨胀，就会冲着天下最高的皇冠冲过去，形成骄兵叛将、悍将弑主的局面。

    对此，赵匡胤一上台就按照手下第一幕僚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方针，对国家政权进一步改造。

    赵普治国政策方针中的“收其精兵”基本完成了，“稍夺其权”也完成了一小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制其钱谷”了。

    对于全国赋税，赵匡胤下令，地方除少量的自留外，其余的都要上缴。后来发现这种做法还有人穿空子。赵匡胤干脆玩彻底了，下令：全国各地州县，除留下办公用费，一律上缴，地方要用钱，得打报告，经过批准后再由中央拨款。

    这还不算，针对地方财政，赵匡胤还设置转运使，除了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之外，还负责监管地方财政税收。

    除了财税问题，还有重点商品买卖权收归国有，比如说当时茶盐酒等古代常用商品。这些都只能由国家经营，私自贩卖，按数量多寡实施刑罚。就这样，军权归中央（准确地说是皇帝）之后，国家另一命——脉财税权也收归中央了。

    解决完财权问题，紧接着就是行政权。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而且宋代的通判是相当厉害的，官职没有知州的官位高，但权力一个样。都能处理当地兵民钱谷户口等事，地方知州处理间题要二人签字才能生效。而且最重要的是通判可以监督知州，一旦双方发生矛盾，通判就冷冷地看着知州：我监州也，朝廷派我来是监督你的，而知州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这样，知州权力受到极大牵制，造成地方权力逐渐分散，而中央权力逐渐集中的这么个趋势。

    此外赵匡胤还规定，官员任职三年一轮换，一个官员不能长时期在一个地方任职，从制度上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