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序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一一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一一一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一一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一一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c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c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c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一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一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c掌握历史的经验c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一一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c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一一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一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