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是轮休的日子，我去发廊修剪头发，到商店里给亚兰买了两套衣服和两双鞋子，还有一对黑曜石做的袖扣。他二十一岁了，已经是个大人，我只要头脑闲下来，就会开始想念他。我向来很享受自己的休息日，但是今天我有些心神不宁，我忍不住在想诺尔顿医生那种恶意和急切，他想把李逼得失态，然后在会诊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从我手里接管他。他已经不止一次表现出这个意图。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李说过，他受到了虐待，克莱娜则说李是个自残的疯子。如果李说的是真的，那么克莱娜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呢？克莱娜说的会是实话吗？她拍下了那些让人心里直冒凉气的自残照片，她有证据。那天李绝望地对我说，没有人相信他，他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自己。一个警察或许会相信克莱娜的话，可是医生的本能告诉我，李没有说谎。沿着这条线想下去，我觉得疑云重重。

    昨天李受了刺激，德拉说他情绪很烦躁，在床上坐立不安，于是我稍微加大了镇静剂的剂量，今天他应该会多睡些时候。

    下午回到家里，护士长打来了电话，她说：“您在家真是太好了，李的家属要求暂时接他出院，去其他医院接受一次全身检查，这需要您的准许。她很急，说已经安排好了。想马上接走他。”

    我问：“他的家属是叫克莱娜吗？只有她一个人吗？”

    “是的，她自己来的，她说李的父亲还需要几天才能过来，但治病不能耽误。”

    我让她把电话转给克莱娜，说道：“李的精神状态现在不适合出院接受检查，需要再治疗一两个星期，看看情况。”

    “但是我已经预约好了，费了很大力气，还花了钱。”她生气地说道。

    “很遗憾，但是您事先没有和我商量，恐怕您只能取消这次检查。”

    “那探视呢？”她问道，“我为他跑了一趟又一趟，连面都见不着，他怎么能不见我？”

    我说，李现在不适合与外人见面，即使是他的父亲来了，也需要我在场，确定李的精神状况可以支持才行。

    她恶狠狠地说道：“我不明白您这么拦着我做什么，您只是个医生，而我却是照顾了他好几年的人。他的身体状况如果因为您的阻拦出什么事，您得负全责。”她急了。

    我费了些口舌才挂上电话。我并不担心她找麻烦。在我们这里，住院的病人一个月内通常是不允许离开的，探视的规定也很严格。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急迫，李的父亲还没有来，她却急成这样。

    晚上我和安东尼米勒教授共进晚餐，他从纽约飞到伦敦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兴致很好，向我谈起了精神控制：“有很多类型，但是几乎无一例外满足几个要件。首先是外部环境变得完全陌生并充满敌意，或者干脆与外界隔绝，失去与原有的亲人朋友的所有联系；其次是通过反复的语言、行动上的暴力和侮辱，以及各种暗示，摧毁原有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为了做到这些，控制者会想办法让控制对象的精神力量变得虚弱，最常见的做法是剥夺吃饭睡觉的自由；第三是通过各种明示或暗示，在击溃对方的意志后，用自己的权威加以取代，被控制者会在内心无限地贬低自己的每一个想法，而认为控制者具有的权威是不可违逆的，用对控制者的盲从取代原有的自信，这是对整个思维结构的颠覆，被控制者往往会经历许多次崩溃；最后一点，是控制者在得到无条件的服从后，给予微少的鼓励和温和的对待，对任何形式的违逆都加以惩罚。精神控制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许多人总是妄想自己高人一等，希望控制和改变他人的头脑。那些政客认为，要想从其他国家或民族得到利益，最快的方式就是改变其领导者的思想。”

    这真是一种美国式的肆无忌惮，英国人很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