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洛夫将军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边，什么事也不干。他把台历移到自己面前，台历一天一页，他在上面记着什么时候该干什么，该给谁打电话。今天这一页写的、并加了着重号的头两个字是“会议”。这次会议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奥尔洛夫刚从会场回来。

    出席会议的有几位副部长和各总局局长。奥尔洛夫本来打算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内容是干部的重新配置，上至部里，下至各总局、各管理局等等，直至区民警分局，他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必要的。他服务的年限太久了，早已没有天真的想法，他明白这项建议多半会遭到否定，因为假如建议付诸实施，那就意味着大大降低领导人的工资，把资金下拨到基层工作单位，直至一般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身上。

    奥尔洛夫以他领导的总局为基础，从自己开始往下论证，认为给工作人员加算工资的一套办法起不到好的效果，因为到头来民警的主力——业务人员和管段民警——收入太少，尽管基本的和最吃力的工作正是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干的。

    他刚参加民警工作时（那些岁月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莫斯科刑侦局里人们就在议论这个话题。不止一次有人起草一些革命性的决定，其结果总是将军锦上添花，又分得肥腻腻的一块，而尉官得到的残羹剩饭则微乎其微。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莫斯科人，如果允许的话也包括新闻界，都断言民警机关总在要钱。他们确实要了钱，但并未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是用于技术装备。而对工资待遇则要求拉平一些，希望改变这种不公正的比例失调状况。

    人们无休止地谈论这个话题。随着岁月流逝，不断出现新的部门和总局，相应地来了一些新的上校和将军，而这些人通常都不熟悉民警工作。但大家都喜欢宽敞的办公室、专用汽车和专用电话，都醉心于崇拜名位。

    年复一年，奥尔洛夫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民警机关要么整肃自己的队伍，变成一支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样在工作人员中就会重新产生友谊、同志关系和精神上的平等；要么就让局势变得无法无天，让各种犯罪团伙的大小头目主宰社会。诚然，民警是一个军事组织，上司的命令就是法律，然而考虑到这支军队必须日日夜夜、实际上是一辈子进行战斗，那么对它的领导人来说，单是肩章上多一颗星是不够的。

    奥尔洛夫明白他的想法是根本不得人心的，但他仍然对自己的报告作了细致周密的准备。将军该开始作报告了，当第一副部长宣布开会以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扣好风纪扣，正准备站起来，没想到有个出席会议的人开口说：

    “别急嘛，咱们有的是时间，待会儿再谈公务和盗匪。您觉得科尔夏诺夫这人怎么样？这位威严的将军总是干得满头大汗，还胡说八道，说他的主要武器不在于文件，而在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

    “在总统身边呆了十一年，听得多也见得多，让他的仇人发抖去吧！”另一位将军呵呵大笑。

    “那人挺走运——头脑简单，他以为会有哪个侦查员去听那些宫廷的流言。”

    “证据就是证据，流言终归是流言，不论是在小啤酒店还是在总统的接待室里。”

    与会者把今天的议事日程，把刑侦总局局长的报告忘得一干二净，开始热烈议论近几天发生的事，判断某人所说的事情有哪些正在得到证实，有哪些尚未证实，检察机关是否会进行调查，抑或到头来那只不过是报刊电视报道的一桩丑闻。

    周围的人说的这些事有一大半将军都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姓名是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一个又一个演说家提到某一次电视采访，将军要么没有看过，要么不记得。

    奥尔洛夫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大彻大悟：他的报告已经迟了很多年了，犯罪团伙的头目们已经占了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