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安从我的心中产生。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果然，叫我猜中了。

    和田曹长即将被调离部队复员。

    “喂，有事烦请二位！”他招呼我和二等兵横田。但他的语气显然不是“请”，而是命令。

    盗窃唐三彩的阴谋行动就是这祥开始的。

    曹长的计划极其狡猾、诡谲。那几天，在故宫博物院的盛唐室，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中国青年。曹长企图把盗窃的罪名栽到这个青年身上。

    我吃了一惊。这不是犯罪吗？但，曹长的话对我有很大吸引力。

    “字佐美，事情如果顺利，东西运到日本后，可以把彩碟让给你。”我无法摆脱这种诱惑。

    话虽如此，我也不想把全部罪过推给和田曹长。因为最后不管是龙耳壶也好，还是彩碟也好，都归我所有了唐三彩的魅力太大了，它使我完全陷入罪恶的阴谋之中。

    计划在一步一步地实行着。

    事先是这样巧妙安排的；由我装扮成那个中国青年，故意让一个在场的日本人看到，使他充当第三者——证人。

    由我出面是因为我和那个青年身材相仿。当然，唐三彩早在前一天就已经落到和田曹长的手里。

    本来以为可以顺利执行计划，后来由于栗林少佐站在预定“中国人”逃跑的房间而失败。

    后来，竟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结局：那个“中国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

    我们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因为禁闭室的重罚威胁着我们，所以申述内容始终不敢改变。

    那个由我们安排的目击者，是个名叫相良的日本教员。这人够可怜的，但他也无计可施。

    粟林少佐几乎识破我们这个简单的诡计。在真相就要暴露之前，使少佐不再道问下去的原因，只是由于中国当政者拘泥于“皇军名誉”，不想让这个寡廉鲜耻的罪行公开化。

    结果，这个奇怪的事件就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在这件事中，最担惊受怕的还是和田曹长。当他得知那个嫌疑犯王某以“欲夺取珍贵文物”的罪名被宪兵逮捕的时候，真是恐惧到了极点。他把赃物唐三彩塞给我了。

    我高兴地愿意作这件事的善后处理。占领北京时期，很多企图发财的日本人相继来到。也许是地理上的原因，九州人最多。

    我在故宫博物院作警卫时，就常常与来自福冈的熟人打招呼。

    借这个机会，我托人把唐三彩捎给哥哥。当时，老百姓往日本带东西是不受限制的。一位纺织品商店老板——佐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委托，把唐三彩藏在行李里，渡海回到日本。当然，我不敢相信能活着回日本。可是，一想到使我入迷的唐三彩珍品在等待我，小心就迸发出无法抑制的喜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们在绵州被解除武装，对方是八路军。

    也许你还不知道八路军吧？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部队。

    八路军干部向我们俘虏们讲过话。我亲眼看到这个部队的严明纪律，这纪律是建立在自觉遵守的基础之上的。这个部队把在战争中绝不抢掠作为准则之一。而我已犯下盗窃唐三彩的罪行。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到内疚。

    我是一个盗窃者，有苦难言。

    后来，我复员了。

    哥嫂他们不知内情，还代我保存着唐三彩。就这样，龙耳壶和彩碟就变成了我个人的东酉。

    战后的生活是艰苦的。我驾驶着一艘搞来三吨位的旧船，充当一名外行渔夫去谋生。玄海海面就是我的渔常我拼命干活，过若粗野的枯燥的日子。

    在这样的岁月中，唐三彩滋润着我的生活。

    每当我出海归来，已是疲惫不堪，还是掀开草席，开箱看一眼那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