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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明阿好打发,但天下悠悠之口却难堵住,当曾国藩离开金陵,回安庆料理一个多月,将两江总督衙门正式迁入原太平天国英王府时,朝野上下已是物议沸腾,纷纷指责湘军将金陵城洗劫一空,还送曾国荃一个极难听的绰号:“老饕”。曾国荃闻之湿毒加重,肝病复发,曾国藩也忧心忡忡,时刻担心不测之祸临头。

    这一天,曾国藩于兢兢之中又拿起《宋书·范泰传》。当读到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这句话时,就觉得这正是在对他和沅甫敲的警钟。他提起笔来,在这句话的旁边加了一长串小圆圈,然后又在天头上批下一句:“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深善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刚放下笔,他又想到沅甫向来心境狭窄,正宜用这些前人的故事去开导他。于是叫来王荆七,命他将此书送给九帅,为郑重起见,又作了一封短函:沅弟左右:弟肝气不能平复,又怀抑郁,深为可虑。弟不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家族知之。而今以后,当与弟谋长保家族不衰之方。现遣荆七送来《范泰传》一篇,愿弟熟读深思之。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干大戾。

    荆七刚走,折差便送来一迭咨文,这是军机处照例抄送给各地督抚、将军、都统的朝廷重要奏折。曾国藩小心打开,一共三份,他看着看着,心慌意乱,两眼模糊起来,最后竟冷汗透湿,面色发白,靠在椅背上,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原来,这是三个御史的参折,全是对着他曾氏兄弟和湘军而来的。

    一是御史朱镇奏陈金陵善后事,谓兵勇宜遣散,田宅宜清还,难民宜抚恤,商贾宜招徕,而曾国荃办善后,却先事扰民,毫无纲纪,遂使金陵城的善后越办越乱。奏请罢掉曾国荃巡抚职务,另在朝中拣择干员前去办理。一份是御史廖世民奏曾国潢在湘乡仗其兄弟之势,要挟县令,干预公事,私设公堂,挟嫌报复,甚至以人头祭祖宗,致使县令每隔三五天便躲在屋里痛哭流泪,谓曾四爷又要借其手杀人了。奏请朝廷命湖南巡抚严惩劣绅曾国潢,以肃乡纪。一是御史蔡寿祺奏湘军种种不法情事,罗列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李元度、刘蓉、鲍超等人纵容部属胡作非为,谓这些年来湘军攻城掠地,朝廷所得者少,所损者大。此次攻克金陵,纯因长毛气数已尽,非战之功。湘军本流氓之众,乘时而起,不少人已占军政高位,实非国家之福,诚为不测之患。此辈只宜授以卑职,不能寄以重任。

    “如此说来,湘军和我曾家兄弟,简直不是功臣而是罪魁了!”曾国藩在心里凄凉地叹息。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清醒过来。御史本来是可以风闻言事,不必承担责任的,皇上对他们所言也并不都认真追究。三份奏折都仅以咨文形式抄阅,朝廷未有任何态度,所递送的对象也仅限于两江总督一人。这就意味着只是敲敲而已,并不想把它扩散开。想到这一层后,曾国藩心里略为开朗了一些。他把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等人叫来,将咨文给他们传阅了一遍,大家的看法与他一致。

    “中堂,这些咨文要不要给九帅看看。”赵烈文将咨文折好,准备存入柜中时问。

    “沅甫近来心情不好,暂不给他看吧!”曾国藩想了想说。

    “中堂,我们拟一个折子,把这些无事生非的乌鸦们痛驳一顿,不要让皇太后被他们的谎言欺骗了。”彭寿颐气愤地说。

    “是要上个折子,跟皇太后讲清楚。”杨国栋附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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