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华的死耗给即将油尽灯干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广敷的直率批评，又造成他心灵深处新的痛苦。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小节”“大义”四个字，将它们翻来复去地作了多次比较，他最终还是不能接受广敷的批评。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

    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件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

    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很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炮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之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智。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须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来，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插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痛地说：“过些日子你到庐山去，把温甫的遗骸挖出来，在黄叶观火化，把骨灰妥善装好。我死之后，你把温甫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

    曾国荃含泪点了点头。

    过两天，精神略觉好一点，他挣扎着下床，在庭院里散散步。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夫人，墓地已最后定在善化坪塘。并风趣地说，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莫让别人抢去了，待后来的一到就合冢，前面只立一块碑。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约定来生再结美眷。那时，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呆在翰林院，天天厮守着她，做一个画眉的张敞，接案的梁鸿。说得夫人微笑着，心里又甜又苦。

    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好。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欧，武比郭李，勋过裴王，是一代完人，后世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