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

    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了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板，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来。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作主。”

    说罢，对着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