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当黄廷瓒念出这篇《陋吏铭》时，满座幕僚都笑了，唯独曾国藩不笑，他的心在为两江吏治的腐败而震栗，榛色眸子里迅速聚起两道凶光。

    四为盐价高昂。盐商在沿海盐场买盐，每斤不过十余文，在汉口镇上岸时，每斤就要卖百来文，在淮北、鄂西、湘西等偏僻地带，淮盐售价竟高达每斤一百五十文。许多穷苦百姓买不起盐，不得不吃淡食，十天半月不沾盐味是常事。百姓怨声载道。

    五为邻私侵夺。正因为偏僻之地淮盐售价高，邻盐便以路近价廉乘虚而入，侵占了淮盐的销地，影响了淮盐的销售。如长芦盐侵夺淮北，川盐侵夺鄂西、湘西，粤盐侵夺湘南。

    面临着两江盐务如此严峻的现况，曾国藩苦苦地思索着治理的办法。白天与幕僚们反复商讨，夜晚又一个人在书房里独自考虑。曾国藩认为，造成盐务这样混乱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出在吏治不严上。不管是恢复陶澍的改革，还是进一步的整顿盐务，首先都要整饬吏治。而整饬吏治既必须打击那些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又要制定新的盐务章程。现在官场中清正有为的人太少，贪劣昏庸者到处皆是。曾国藩想起了上个月处理的一桩小事。

    一天，江宁藩司送来一份禀报。报告说二月十四日上元县粮船三艘在距江宁江面三十里处遇大风倾翻，九万斤粮食全部沉入江底，请免予追究押运人某某的责任。上元县令说禀报属实，江宁藩司也照此批复：“此事属实，同意免予追究。”

    曾国藩想，风掀翻粮船，这场风就一定很大，在他的记忆中，二月中旬没有刮过这样的风。查当天日记，果然无风雨记载。

    曾国藩断定此中有诈，把上元县和江宁藩司找来训斥一顿，令他们仔细查访。后来查实，九万斤粮食根本没有沉江，而是全部私分了，县丞分得一万斤。县令糊涂，听信了县丞的话，藩司也不调查，就径直批了。曾国藩记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场的现状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想不到时隔十五年，吏治更坏了，外官除敷衍、颟顸外，还要加四个字：贪劣、卑污。

    曾国藩将章程的制定委托给黄廷瓒去办，叮嘱他多多吸取陶澍当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至于惩治贪官一事，他要亲自主持。将幕僚们禀报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后，他决定先把海州运判裕祺抓起来。

    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作了八年运判。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裕祺有一绝招，为其他盐官所不及。每年开春，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技重演。池商们早已作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送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裕祺的仆人将这个消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