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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0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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