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