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那一个元旦之夜，在我的记忆中是生命中最冷的一个节日。不过，现在已经有点记不清了，是那一夜真的特别冷，还是因为自己马上要大学毕业，但前途依然未卜所形成的内心感觉。

    大学的前三个元旦，全班同学聚在一起，欢欢笑笑，无忧无虑，可以连续玩上两三个通宵。但这种狂欢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已经属于校园里其它年级的师弟师妹们了。

    当时我已经大四，正处在决定自己毕业分配的毕业实习中，全班70多人，有50多人离开了北京，回各自的家乡去塑造未来，而我们剩下的近20多人都在北京各个新闻单位实习，留在北京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毕业分配的形势非常不好，大学毕业生“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毕业实习开始之前，我们都已经明白，你去实习的单位也许就是你将来要留下的单位，因此如何给人家留下好印象显得极其重要。每天如何打水扫地被我们精心地设计着，“当孙子”是我们共同的心理准备。

    即使做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实习之苦依然出乎我们的意料。

    想留在北京，对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然是首选，接着是北京的其它新闻单位，而对于我这个内蒙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毕业生来说，只有留在中央三大台或留校任教才能解决户口问题。而我面临的局面是中央电视台不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竞争激烈，权衡再三，我选择了把握性大一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要想给实习单位留下好印象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保证每天不迟到就是头等大事。实习单位不太可能提供住处，我们只能住在学校，而广播学院位于北京东郊，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在复兴门大街将近三十公里，如果每天想靠挤公共汽车上班，来回倒车，不迟到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每天晚上赶回学校，吃完晚饭，大学中习惯了晚睡晚起的我们早早睡下，第二天早晨靠我们平日很少使用的闹钟把自己叫醒。5点钟，我们几个人在北方最寒冷的清晨时分，赶上学校进城接老师的班车，大约6点钟左右到达目的地。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严重缺觉，一上车，我们就又都昏昏睡去，往往一路无话。

    由于班车开到复兴门才第一次停车，所以我们都睡出了条件反射：车一停下，我们就在睡梦中瞬间醒来，半梦半醒着下车。这样的日子到1989年快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但其中有一天，我被条件反射式的下车习惯惩罚了一次。有一天，可能是车上有人要提前下车，车还没到复兴门就在途中停了一下，睡梦中的我以为按往常惯例到了目的地，也就迅速下了车，车开走了，我也有些醒了，突然发现，同学都没有下来，而此处离目的地还很远，我被孤独地扔在站台上，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起这种奔波的意义来。

    当时我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侨部实习，节目面对的是海外华人。我每天早上6点多钟到达之后，先在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7点多钟，吃早饭、打水、扫地，然后一日到头，晚上再搭学校的班车回去。

    现在很难回忆起实习中的心情，只是记得那一段日子里耳边听得最多的歌就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和齐秦的《冬雨》、《狼》。

    迷迷茫茫的两个多月过去了，1989年的元旦来了，这个时候，虽然能否分在国际广播电台还没有正面的说法，但我还是想约一些同学回学校过元旦，但绝大多数留在北京实习的同学都似乎没有这个心情。最后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回了学校。

    198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校园里一片节日的情景，奔走的人们脸上写着的大都是兴奋和快乐，只是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洗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