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时代，称之为“黄金十年”，也许从国民党的眼光看，那是难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实在也“黄金”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财政、交通、工业与教育上的建设，根本无法掩盖那十年中，几乎是连年战乱、强寇压境，国家命运的严峻，不下于北洋时代，而民生之凋敝，导致哀鸿遍野，以及对整个学术言论自由的压制，则尤过之。总之，蒋介石基本上要求一个服从的国民，而于此十年之间，从来没有认真谈过基于宪政的民主、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会的改良等等。(参阅ationalistaat．29)

    许多中外民国史学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称之为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其实，斯乃胡汉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与放逐之后，并未能真正地实施，其结果如胡氏所说，成为走向个人集权的军事独裁。更精确地说，应是基于特务组织上的军事独裁，连国民党都被“阉割”了(参阅CambridgeHistoryofa，P．136)，此一军事独裁的头头就是蒋介石。因而蒋氏个人密切关系到整个南京政府的成败。

    外国学者旁观者清，较易看出蒋介石在知识上的短缺，理论的浅薄，对国际事务所知极为有限，只是一个十足的军人。(参阅Thomson，whileaFacedWest，P．12)其实，连军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认为“十足”，因误认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个士官毕业生，至少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与才能，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振武学校习军事，与士官完全无缘。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始终拙劣，北伐前期靠会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后期靠冯玉祥、阎锡山等。他又先后依靠俄国军事顾问、德国军事顾问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所以蒋介石军事上的成绩，如果除去这些人的贡献，绝对是不及格的。

    蒋于困难时，为了解决问题，尚可与能者共患难，但绝不可能享一点安乐，因其个人才智有限，下意识的自卑感，必然对能者疑惧，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时候无能的帝王一样，唯有与皇亲国戚和太监们患难安乐与共。蒋介石没有太监，却有太监的替身。所谓“替身”者，即可由他随心使唤而效忠不懈的特务之类。唐纵日记所记蒋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纪念周的训话，可见一斑：

    (校长)并且要我们团结精神统一意志，实质担负党的中坚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碍。统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长(自谓)的意志为意志、服从我(自谓，以下准此)的主张，一致行动才可以报中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九)

    如此“统一意志”，除了唐纵辈视为当然外，谁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与冯、阎也不会肯，难怪无法与蒋“团结”了。

    蒋介石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蒋之意志为意志。但毕竟有用不尽的“内亲关系”，姻亲之血更浓于水，在紧要关头至少可以“一致行动”。宋子文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自有足够的理财知识和本领。他原是在广州以及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蒋把他争取过来，与宋美龄结婚后，这层关系更加稳固。然而宋在所谓“黄金十年”中，并不能起“黄金”作用，主要由于他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浅和狭，远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识相衬，那些西方知识也就难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财政的蒋介石，时时掣肘，把国家财政视为个人的军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见兵的尴尬，无可奈何的气愤。继宋为财长的孔祥熙，才学固逊，乡愿更甚，更能配合蒋氏无知无能的独断独行。然而无论孔、宋，以皇亲国戚的地位，主持财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监守自盗，孔宋两家都成为富可敌国的家族，岂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后的蒋介石，清党反共，镇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