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