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讨伐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之后，阎锡山于二十九日通电讨桂以表态，张学良复于四月二日通电警告桂系以表态，冯玉祥则“不便偏袒”，首鼠两端，观望不前，与蒋亦有谅解。足见蒋之“远交近攻”战略之成功，使他能专心捣桂而无后顾之忧。桂系于五月间瓦解后，四分天下蒋已得其二，对并吞另一半的决心亦分外坚定。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内，庞大的第四集团军被蒋介石一口吃掉，当然震动国民党内外。蒋亦当然踌躇满志，气焰日盛，姿态愈高，与冯玉祥的关系也就日趋恶化。

    论者常说，蒋冯交恶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编遣会议，不欢而散，不告而别，不过，此次会议原无定案，最多冯因此会而洞察蒋氏心机，得知与自己金兰义结的小兄弟，胸怀叵测，如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绝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七一)，但尚不至于因此干戈相见，或又说，冯因于伐桂后，未得武汉地盘而怀恨。的确，蒋于伐桂时曾派邵力子、贺耀祖访冯，许以两湖地盘与行政院长，换取冯之支持。(参阅薛谋成《论蒋桂战争》，《厦门大学学报》第七十期，页十八；《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六O二、六O三)冯果派韩复榘统兵十三万出武胜关南下，至广水待命。蒋之食言而肥，必然令冯不快。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蒋于胜桂之后，居然背信弃义，拒让第二集团军从日帝手中接收山东。北伐完成之前，冯军曾力战于山东，视为日后养兵之地，因其所辖甘肃、陕西、河南三省，连年战乱灾荒，早已不堪负荷。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冯部孙良诚为山东主席，亦有意以鲁省为冯之地盘。然因日本帝国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战，纠纷未了，犹待南京政府交涉。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终于获致协议，日军同意于五月间全部撤出山东，并与孙良诚联系，答允于四月十六日交还济南，冯亦准备自豫入鲁，接收胶济铁路。恰于此时，蒋介石因胜桂而骄，雅不欲把山东这块肥肉，奉送给冯玉祥，断然于四月十五日命令孙良诚不准进据济南，并于翌日经由外交部通知日方，将另派军队、另订日期接收。中国军民一再要求日本撤军，而今忽然要求延期，大令日帝不解，盖不知蒋介石私心在作祟也。蒋虽终于四月二十二日让孙良诚接收济南，但明言另外派兵“助”孙防守青岛以及胶济铁路，并命陈调元、方振武率师入鲁，接收胶东，另鼓动当地残余军阀反孙，以及贿赂孙部的一个师长为内线。

    不仅此也，冯对蒋的整体表现感到极度不满，如谓“现今军阀余孽多居要职；革命巨子，反遭摒弃，如之何不令人愤懑耶”(《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六一一)；“南京当局淫佚奢侈已极”。(同书，页六一二)对蒋之猜忌尤表愤慨，“吾自五原誓师以后，日与顽敌搏战于大河南北，为革命势力屏障。其间调停宁汉，舌敝唇焦，力顾大局，请蒋复职，一、二、三、四各集团，幸得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今蒋以一般反革命者为忠实党员，而目余为反革命，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同书，页六三三)对待各军待遇之不公，更是导火线。蒋狡辩称：“东南队伍，无饷则哗变，而西北军则素能吃苦，暂不发饷，亦无甚影响也。”(同书第二册，页六三四)蒋桂战争时，冯出兵湖北，被蒋指为争地盘，后按兵不动又被指为“贻误军机”(同上)，使冯大感动辄得咎。蒋扣押了李济深，还要求冯回南京复任军政部长，冯当然不会中计入彀。

    冯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做战略性的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京汉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冯系在京人员，如代理军政部长鹿钟麟、外交部董副部长亦相继脱离。冯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以潼关为防线。蒋介石至此亦撕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