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上海资本家捐款替他买军火、把妹妹美龄嫁给他，只换得孔祥熙当阁揆、宋子文当财政部长两张空头支票，且不论宋子文当时已经是武汉政府的财政部长，竟会看上尚未成立的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蔼龄把黄金与美人都送上门来，以换取蒋介石的两张空头支票，天下哪有这般美事？更何况宋蔼龄是一有名的精明妇人，蒋介石还说这些条件“凶狠”，显系谎言。他向陈洁如转述宋蔼龄的话，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为了个人的权位与野心，他极力追求宋美龄，无情地要陈洁如“避开”。最有趣的是，他对陈洁如说：“真正的爱情，究竟是要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的牺牲来衡量的。”他自己的“牺牲”在哪里呢？

    史学家唐德刚在《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长序中指出，从“转型期”历史观来看，受新式教育的智青，为了时髦、为了“革命”，抛弃发妻，移情别恋，乃司空见惯，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他说：

    试从国父开始，党国要人受新式教育而没有丢掉旧式老婆者究有几人？就以整批的庚款留学生来说吧，能够把乡间的小脚老婆，带到大都市来，共同生活者，我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人而已。那些满口大话，济弱救贫的文人如××、如×××、如×××、如×××……无一而非弃老妻如敝屣的绝情男人。他们搞婚姻革命的公式，大半是弃旧妻于乡下，再找个识字的大脚姑娘，结新欢于都市。蒋公早年弃毛氏于奉化，娶陈氏于上海。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倒霉的是女人。革命的男人，也不足深责。时代如此嘛!世上有几个胡适，能超凡脱俗呢？

    蒋介石见到风华绝代、家世显赫的宋美龄，再弃陈氏于南昌，又娶宋氏于上海，似亦为当时的风气，无可厚非，但问题不只是东方式的移情别恋或西方式的离婚结婚。蒋介石所取的行径先是不顾文证人证悍然否认与陈洁如原有婚约，不承认是明媒正娶的妻子，接着胁迫她出国；欺骗她只“离开五年”，最后想把蒋陈姻缘从历史上灭其迹。此种行径暴露了他的专横性格。陈洁如与他生活七年，最有资格道出他暴烈的坏脾气，此后他的随从人员也不断透露骂“娘西匹”的粗暴神情，外国人旁观也看出他极端冲动以及倾向走极端的个性。(参阅Kasanin，aiwenteis，P．236)蒋介石还故意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九日给蔼龄、美龄的信，给陈洁如看过后再寄，使她知难而退。当她看到蒋致宋美龄函中说：“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页三五一)情何以堪？于此可见蒋介石除了暴烈的情绪外，还有马基维利式的冷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白崇禧底定东南后，蒋介石自江西到京沪，成为军事强人，四一二清党，大肆杀戮；又以政治威胁，逼迫上海中国银行张嘉璈“捐纳”军费一千万元(参阅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七二至一七五)，大展强人威风。八月兵败不得已引退，但一切部署妥当，下野实同度假，二百保镖随行，权势未减，正好趁暇进行婚事，时时出入宋府。从一封情书可知，蒋介石还利用下野后的“寂寞”来赢得宋美龄的芳心，并说在广州时就已倾心，曾向宋子文与宋庆龄表白，但没有结果，现在他退居“山林”，一心仰慕的就是你宋美龄一人。(见Crozier,TheManWhoLosta，P．116)中外消息都曾披露宋子文初不赞成婚事，惟蔼龄最为积极，而美龄时已芳龄三十，尚待字闺中，虽曾与同学刘纪文订婚，但远不如蒋介石威风神气，实已相许。蒋宋定亲遂于九月十六日在上海孔府，由蔼龄向亲友宣布。十日后蒋复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透露，来沪“为料理个人私事，并规划与宋美龄结婚之事”，并谓一九二一年已与元配离婚，却不提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