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之后，就战略形势而言，应该趁第七、八、四三军胜利余威，配合其他各军，继续大举北上，进取河南，与已接受俄援的冯玉祥部夹攻直、奉军阀，以定中原。

    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就是倾向这种战略，但是蒋本人早已决定回兵江西。因为他虽是总司令，然而除了直属于他的第一军，其他各军军长都是在他名义下的诸侯，他雅不愿让李宗仁、唐生智等诸侯功成名就。他于李、唐等军逼近武昌时，就在日记中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对于唐生智的“盛气”，尤感“奇辱”。此外，他回兵江西显然着眼于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他的发源地。他后来在南京重建自己的政权，绝非偶然。

    江西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原属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统辖范围，犹同联省自治，以“保境安民”为口号，显示此五省百姓不愿被卷入战祸。所以早在一九二五年底，孙即派人赴粤修好，希望互不侵犯。蒋介石则要孙“顺应革命潮流”，然后可以承认孙为五省总司令。此时北伐军针对吴佩孚，自无与孙启衅之理，实欲各个击破。当一九二六年六月，北伐军已经入湘，孙仍然拒绝吴佩孚的请援，坚持中立，五省绅商更呼号和平。即使北伐军进入江西省境，孙仍派代表项子和至粤，“称不愿作战，表示诚意”，谭延闿致蒋总司令函提及，“弟等告以我军从来无敌孙之意，取江西系战略需要，非占地盘，得赣可不再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印本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八一)既取之，又说“非占地盘”，谁曰可信？“得赣可不再进”，更不可信，孙传芳自然要出师援赣。事实上，汉口未下时，蒋介石就想提前进取南昌而未果；汉口战局既定，更迫不及待亲自入赣指挥作战。他于九月十九日初抵江西萍乡时，即闻程潜率师与城内工人学生里应，一举攻下南昌，大喜过望，跑到萍乡欢迎会上，用浓重的宁波口音发表演说，却不自知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不到数日，就被孙传芳的邓如琢部赶出南昌城。最糟糕的是蒋总司令直属的第一军王柏龄所率第一师全师覆没。王伯龄不是别人，乃蒋之亲信，黄埔军校一开办即任教授部主任，管理训育，此时为第一军代军长，率师入赣，竟大败亏输，仅以身免。王柏龄所部大都是黄埔学生。李宗仁曾说：“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李宗仁回忆录》，页二一七)然而从江西战场上看来，连这点朝气都没有了，而且渐趋腐化，自然会不堪一击。

    蒋介石于九月二十日南昌溃败后，至高安亲自指挥，企图反攻。此时李宗仁开赴九江的第七军改道南下，击溃孙军谢鸿勋部，为北伐军入赣后的首次大胜，随即于十月三日攻占南浔铁路重镇德安。同时朱培德的第三军占领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一带。于是蒋介石更急欲以嫡系第一军，会同第二军与第三军，反攻南昌，并亲自督师清江。十月十日第四军攻克武昌，士气大振，蒋介石更亲至南昌城外，不听参谋长白崇禧的劝告，急图强攻，不顾敌军深构高垒之坚以及己军背临赣江之危，显然是求胜心切，无奈敌方敢死队趁月黑风高，从城下水闸破关而出，令想攻城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首当其冲，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握住参谋长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幸而小诸葛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浮桥，残军始得撤至西岸。

    蒋介石亲自指挥攻打南昌，又遭此大败，自谓“终夜奔走，未遑宁息”(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日记)，于十三日撤退时更于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鲁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一九二二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