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black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brown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