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
生活者，精神之根本，无合理之生活，即无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于声色货利之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加以彻底之改正，而实行新生活之信条。否则不仅个人之精神耗散，自误误国，必致相习成风，使整个社会顿呈亡国之现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视，与寇仇之深入，不唯有害于国家，犹且影响军事。
（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
次于醉生梦死之生活，而为国民精神之蟊贼者，厥为消沉颓废之风气，此风气之存在由于心理与生理两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于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心之缺乏，不谓民族无复兴之望，即视民族复兴之事业于己无关，此两种心理若不纠正，国民奋发蓬勃之朝气，即无法养成。在生理方面，则运动、卫生、整齐、清洁，乃至早起之习惯，均须提倡与实行，然后能使国民精神充实，朝气焕发，以担当非常之革命事业。
（丙）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
抗战中有一种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现象焉，即在前方之民众，欠缺誓死复仇之决心；而在后方之人员，多有避难就易之私图也。前一现象，足使敌人之顺民增多，而寇氛益张；后一现象，足使民族之战士减少，战意薄弱。究其动机，则皆由民族至上之观念不固，苟且偷生之习性犹存。欲纠正前一现象，在于阐明春秋大义复仇主义，所谓“为国复仇虽百世可也”。使沦于失地之国民，永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观念。纠正后一现象，在提倡“见危授命”之风气，表扬殉职死难之忠烈，更须严饬纲纪，昌明正义，使人人咸视规避职守、潜图安全，为莫大之耻辱，而后革命精神乃能树立。
（丁）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
只图保全个人之生命财产，增长个人之名位与权力，而不顾民族全体之利害与存亡者，亦犹有兵权者之欲保存其实力与地盘，同一私的动机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见高于一切，私利高于一切，乃至于个人名誉地位与权力欲望之扩张与满足，必先于一切，推衍所极，必至牺牲民族利益，破坏抗战计划而后已。今当抗战剧烈，存亡呼吸之际，而犹不自觉悟，岂唯不智，实亦不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之目的下，此种痼习，必须排除，所当发扬舆论之权威，加以尽量之指正，务使尽祛私见，共输肝胆，而归于至公与至诚。
（戊）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
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之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志于分散，贻战事以不利，故必于吾人上述国家民族至上、军事胜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原则下，确立标准，分别纠正，俾统一之基础获得进一步之巩固，尤必积极疏导，造成共同之国论，俾吾国民与青年，在认识上对国家前途怀抱同一之理想，在行动上趋赴同一之目标，既以万众一心而克敌制胜，亦所以造成战后全国永久之团结，而免于纷歧与抵牾。
拯救中国国民精神的总运动，是在日军对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的狂轰滥炸下进行的。
在没有力量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利用优势空军力量，对中国大后方战略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首选目标。或许日本人以为，把这座山城从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就能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其面临崩溃。
重庆，中国西部古城，位于嘉陵江与扬子江的汇合处，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着长江水路要冲，在地理上犹如一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