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理论，也是实践。秉承经济学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我作为经济工作者一成不变的追求。我长期坚持经济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我出国10年，在英国剑桥读书5年，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在美国工作5年，其中世界银行近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年。这10年中我走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世界各国经济生活有着较深刻且直观的了解。在回国后的4年中，我去了国内许多地方，见到了大量的新鲜事物，感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从那时起，我就产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但苦于平时工作繁忙，一直没有动笔。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我与吴晓波的“亚布力之约”。

    2008年1月，我与晓波在黑龙江省亚布力相遇，畅叙几个小时，相见恨晚。晓波认为，2009年是共和国建立60周年，按照中国的传统，甲子为大！中国需要一本从经济角度回顾历史并展望未来的书。他了解我在经济方面做的一些研究后，就约我写作这样一本书。我当时担心，我的书学术性太强，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但晓波觉得，不要在乎这些，时代需要这个选题，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他讲述了他写《激荡三十年》的动因：2004年的一个下午，身在美国的吴晓波萌生了写一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企业史的念头。当时，有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一本书，题目较枯燥。但吴晓波坚持要写，他觉得，中国需要一部企业史。4年后，他的《激荡三十年》出版，成为当年畅销书，至今他发起的“激荡风云”仍然让人们与那还未远行的激荡时代产生强烈共鸣。

    我受到晓波的鼓励，就一口答应下来。没想到，我后来对这样一个“亚布力之约”不是被动地信守承诺，而是在书稿的创作过程中“沉醉不知归路”，欲罢不能。

    这本书起源是为共和国甲子华诞而写的。我查阅了建国40周年和50周年时的经济文献，发现尚缺乏对经济历史大跨度的总结，这使我更加认同晓波的观点，也钦佩他在选题上的慧眼独具。尽管2008年有不少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好书，但我觉得很有必要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度，从经济大历史、经济大未来的角度审视新中国建国60周年的整体经济历程，包括新中国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和第二个30年（1979～2009年）。顾名思义，经济大历史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而经济大未来就是要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是两个孪生的哲学问题，仅回答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不够的。

    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对时代整体结构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在中华5000年文明史上，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我越来越觉得，建国60周年的经济巨变，无论从纵向时代定位还是横向国际比较，都是一次“中国经济大变局”，也是“中国梦想”从熄灭到重新点燃的过程。

    从纵向看，这个60年是承继了千年来中国经济的辉煌，是逆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百年经济的沉沦，是开辟了它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60年基本上完成了5000年来中国农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改变了中国从公元1年到1948年以来人均GDP长期停滞的状态，创造了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今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从横向看，这个60年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畴。纵观历史，唯一可与之在程度上相比的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继5000年前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之后，再次点燃“中国梦想”的经济圣火，取得罕见的重新崛起，产生的全球性效应还在延续，并将深刻地改变人类未来的经济前途和命运。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描述的“中国经济大变局”这个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