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粮食恐慌有蔓延之势。陈云甘冒政治风险，选择最激烈的统购统销政策。

    吃饭问题是中国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解放前饥荒不断，人民的死活没人管。建国后农业有所发展，但远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态，粮食增产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供需失衡，市场仍然紧张。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一年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到1953年上半年粮食紧张局势愈演愈烈，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经济刚刚恢复，大规模建设又紧锣密鼓，国家财力捉襟见肘，既无力与投机商高价竞购粮食，也难以给城镇居民提供补贴。这样一来，即使在产粮区国家也收购不上粮食。粮食部门购少销多，逆差急剧扩大。一些城市的粮食已开始严重不足，如北京、天津的面粉就到了不得不配售的地步。在受灾地区、小城镇已发生混乱现象。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二，只征不配。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三，原封不动。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四，“临渴掘井”。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五，动员认购。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六，合同预购。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七，各行其是。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第八，又征又配。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权衡，陈云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家伙。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