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