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当代家族小说穿透家族、血缘、命运的种种缠绕、运用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搁置了如交响乐般纷繁多彩的主题，摹写了当下民族各色集精神与欲望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在其特有的、重建一种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关系中显示了巨大的写作实绩，为文坛奉献了大量既有时代力度又有艺术深度的精品。当我们对这些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所呈现的独特而有魅力的审美基调。这些审美基调几乎涵盖了美学史所涉及的一切审美形态范畴，其中以崇高与悲剧最为突出。笔者拟从其悲剧色彩极其表现形态做一简要梳理，以期从中把握一种当代家族小说的内在审美韵律和悲剧性美感。

    在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崇高这一概念与典型、悲剧、喜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一样，本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美学体系。在西方美学中，崇高有其特定的含义。从公元三世纪古罗马学者郎家纳斯在其《论崇高》一文中称崇高为“伟大心灵的回声”并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永恒的修辞风格提出后，千余年间经美学家们不断探讨发现，在十八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中，终于被作为一个与一般的“优美”相对应的美学范畴。王朝文在其《美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优美作为美的一般形态，侧重于客体与主体在实践中经由矛盾对立达到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崇高则不同，它主要体现实践主体的巨大力量，更多地展示着主体与客体在现阶段相冲突和相对立的状态，并在这一对立的冲突中，显示客体与主体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13］在当代家族小说的族群中，有一部分作品显示了典型的崇高的审美意蕴。有代表性的文本是《红旗谱》、《红高粱》、《远去的驿站》等。《红旗谱》通过朱老忠与冯老兰的矛盾斗争，显示了劳动人民作为主体的巨大力量。他们以“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敢于牺牲的伟大精神，以时代和革命为责任担当，最终战胜了黑暗的社会，打破了封建统治，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红高粱》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发生于民间社会的、充满个人激情和强烈欲望的爱情故事，展示了民间理性与封建礼教的内在冲突，显示了作为主体的“人”及“人性”对环境及外在观念的抗争，呈现了主体的最终胜利。《远去的驿站》中的我姥爷、我姨夫、我三姨、贺爷等也是坚定不移地在动乱的社会中抗争、奋斗、为了理想流血牺牲，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人生场景。在这些作品中，读者感受到的是极其强烈的生命激情、是极其高昂的生命意识，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崇高的力量。

    悲剧的本质在于“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作为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一种审美形态和具有巨大感染力的思想情感，它能带给读者沁入骨髓的苍凉和铭心刻骨的悲怆，使人从中体验到强烈的悲剧美感。从实践本体论的角度观之，它可分为命运悲剧、英雄悲剧、性格悲剧及日常生活悲剧等，既可以显示永恒的价值和崇高的境界，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示小人物的辛酸和苦涩。当代家族小说显然是以命运悲剧为主要审美选择的艺术作品。悲剧意识之所以在当代家族小说中有极其浓重的显现，原因如下：首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色调的浸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整个二十世纪都笼罩在浓重的“现代性焦虑”之中，因而其文学本身便呈现了悲凉、沉重、沧桑的总色调。此前出现的众多家族小说的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散发着这种悲剧审美气韵。如《家》所传达出的令人窒息的腐朽气味；《子夜》所蕴涵的无可奈何的乱世悲愤；《四世同堂》所营造的令人颤栗的民族悲怆；《寒夜》所展示的沁入心扉的世态炎凉等。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因子，当代家族小说也因袭着这一总色调，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