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多处于被启蒙的地位。他们愚昧、麻木、自私、懦弱、冷漠、健忘、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这一集群的形象以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为最典型的集大成者。随着时间和政治形势的变化，知识精英与农民之间，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角色定位被彻底颠覆了。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被划分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作家们，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通过与工农兵结合来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很显然，在毛泽东的文学思想中，按照阶级划分的类型学尺度，属于“小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其灵魂的纯净度与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及工农兵的。这就使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姿态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得滑稽可笑。正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主义传统在当代文学初期被迫中断了。

    尽管缺乏创作理念上的倡导和自觉，一些作家还是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乡土灵魂的真实状态来。比如赵树理，这位来自民间的作家，由于对乡村生活的熟稔，与乡民心理的无间无隔，在一系列小说中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农民在党的农村政策面前的各色心态。在发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中，赵树理为我们塑造了两个活灵活现的落后农民形象：“小腿疼”和“吃不饱”。他们缺乏集体观念和劳动积极性，与大跃进运动格格不入。在农业社的公共劳动中他们逃避出工或消极怠工，在和社干部的一系列冲突与较量中，他们撒泼耍赖，但在政权和法律力量的威慑下，他们终于败下阵来，得到整治。在小说的显在意图中，他们自私自利，狭隘懒惰，是需要教育的落后分子。但由于赵树理作为一个淳朴、诚实、具有良知的作家，对农民的体谅和对农民切身利益的维护，在文本的裂隙里，这两名落后农民，非但不是引人厌憎的反面角色，而且还不乏可爱之处，是作者愿意理解和原谅的人物形象。时过境迁，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两位落后分子并没有什么过错。相反地，他们当年对之怀有抵触情绪的政策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在那个人的尊严和个人利益不被尊重的时代，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反抗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民间立场的代言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两个人物并没有被准确地定位。

    与两名落后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群众。在小说中，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而成为需要集体共同完成的任务。参加集体劳动只能得到很低的工分，农民的个人利益被漠视了。面对这种情况，大部分群众都是毫无私心，热情高涨地参加集体劳动，只有“小腿疼”和“吃不饱”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不愿出工，成为社干部和群众心目中的异己分子。表面上看，大部分群众是愉快地、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的，对于强迫出工并无异议，并且一致站在社干部的立场上，对“小腿疼”和“吃不饱”的“落后”行为进行批判，但这却不符合农民作为一个“人”的思想实际。小说之所以如此描写，是由于文学环境的高压，却真实地写出了几千年来农民在国家意志和强权面前的奴隶性和盲从心理，尽管赵树理在创作时对此并无清醒自觉的认识。不难看出，赵树理并不具有有意的启蒙意识，作为一个出身于民间的作家，赵树理非常熟悉农民，他始终关注着他们，与他们声息相通，对他们的小算盘小心计了然于心。但自身的充分农民化和对农民的过于钟爱，使他只能设身处地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他们的不良习气和落后行为抱以温和和宽谅的态度，而对他们的精神痼疾，则因为思想距离的无法拉开而缺乏揭露和剖析的自觉意识。如果说，《锻炼锻炼》也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灵魂的疾患，它却是作者在对此并无明确的创作意图的状态下不经意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