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登上中国大陆起就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它的争论也一直在持续，最初是有关中国要不要现代派的争论，在争论的同时，许多作家却在默默地进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有关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第一节里已有论述。此后引起反响较大的是80年代末有关“现代派”还是“伪现代派”的争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80年代文坛上的影响之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由于中国当时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明显的互文关系，甚至一些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进行了较为直接的模仿，使中国学界和批评界对本土上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怀疑，他们思考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的仿制品，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中国的所谓现代派是“伪现代派”，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是不真实的，反映的生活与当时一般人的生活不同，不具备形而上的意义。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刘晓波、李洁非、季红真、王晓明、杨劼等。

    刘晓波在1986年就提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存在着外在形式与内在观念的分离，他们要表达的内容与现代派的艺术手法根本不一致，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必须将要表达的内容进行提升，并认为当时中国出现的新的审美思潮还“没有最后找到一种完全适合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42)季红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西方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中国并不具备现代主义产生的必然条件，同时也缺乏现代主义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社会文化哲学土壤，先锋文学只是在不同层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但是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本，她甚至否定了这种创造的可能性。(43)

    李洁非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伪现代派’作品充斥着文艺界”，(44)“在新时期文学的探索、实验中，文学语言的功能始终是单一的，即作为一种传达某种驾临于文学之上的意义的工具。这样，对现代文学艺术技巧的借鉴实际上变为一项纯技术的活动，不含有任何生命的意味”。他以《无主题变奏》为例论证，认为这部作品“不过是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中译本的仿制品”。(45)此外，陈冲、陈晋等人还提出了“横移西方”说，彻底否定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和真实性。于是，当时的文坛上展开了一场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

    在论争中，黄子平、张陵等人站在了这一论点的对立面，他看到了“伪现代派”这一概念在语言逻辑上的不严密和构成上的缺陷，对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伪现代派’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概念”，“‘伪现代派’这一术语背后蕴含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存在一种‘正宗’或‘正统’的现代派文学或别的什么派，即便不能原封不动地引进，也可以成为引进是否成功的明确的参照。如果意识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于东、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都发生移易的时代，意识到现代派文学的‘反规范’倾向，那么，就会感觉到设立一个‘真现代派’的先验规范可能是徒劳的”。(46)面对黄子平对于这一概念的消解，李洁非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回击，他说：“概念可以消解，现象却依然存在——直到现在我仍坚持‘伪现代派’作为现象的那种实在性。它获证于如下两种事实：(1)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当中确确实实惹人注目地具有效仿‘现代派’的欲望和言论；(2)已经问世的一大批所谓‘新潮作品’中不仅很多是与‘现代派’观念、技巧具有间接的借鉴关系，甚至不乏直接摹仿某部‘现代派’作品的情况。”(47)他在此文中还指出批评一些作品是“伪现代派”的部分含义超出了“现代派”的直接内容，现代派最重要的不仅是具体作品和艺术原则、经验，而且是一种精神，一种突破传统的艺术进取心